《真实巴西》网站7月25日刊登题为《从古巴到海地：革命塑造了拉美和加勒比黑人女性的身份》的文章，作者是加布里埃尔·薇拉·洛佩斯与洛伦索·圣地亚哥。全文摘编如下：

革命锤炼斗士

委内瑞拉非裔社区发展全国委员会主席马里莎贝尔·西丰特斯说，在拉丁美洲，黑人女性的生活被传统和历史上那些斗士所影响。在加勒比地区，这种影响更加明显，因为这些国家都是通过革命锻造出来的。

西丰特斯出生于委内瑞拉黑人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巴洛文托。她清楚地知道是谁引导她走上为黑人女性斗争的道路。

正因为她来自一个保留了非洲传统的地区，所以有关种族的讨论在她的家庭中一直都存在。食物、音乐、舞蹈，甚至说话的方式都塑造了西丰特斯的风格。当她进入大学时，她有机会将所有这些经历转化为一场针对种族问题的斗争。

西丰特斯获得社会学学位，并开始将黑人群体置于她工作的核心。非裔群体和公共领域的黑人成为西丰特斯关注的焦点，这不仅成为她的职业，更是一项在她的倡导下发展起来的事业。她加入了委内瑞拉的非裔组织并担任管理职务，最终她加入委内瑞拉政府，从事与黑人事务相关的工作。

“团结就是力量”

在古巴，这样的斗争也显而易见。古巴的社会变革源于革命政府。在这样的背景下，诺尔玛·丽塔·吉利亚德·利蒙塔为古巴黑人女性树立了榜样。作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非洲后裔联盟古巴分会的创始人，她表示古巴著名的黑人女性权益运动代表人物玛丽安娜·格拉哈莱斯是她斗争的灵感来源。

“给我最大激励作用的就是玛丽安娜，我们今天将她尊为‘国母’。她是一位伟大的榜样，对我个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我就来自于古巴圣地亚哥，我和她来自同一个地方。她为我们所有人铺平了道路。”利蒙塔说。

玛丽安娜·格拉哈莱斯是古巴历史上的一位重要的独立爱国人士，也是古巴独立战争领袖马塞奥兄弟的母亲。玛丽安娜出生在一个自由的黑人家庭，母亲是多米尼加人，她从小就有机会接受教育。海地革命——被奴役的黑人第一次成功的革命——深深地影响了这个家庭。

古巴拥有悠久的革命历史。1959年的古巴革命瞬间改变了利蒙塔的人生。1961年的古巴扫盲运动深刻地影响了她的人生轨迹。

年仅14岁的她加入一支青年队伍，这支队伍领导了古巴革命中最伟大的史诗之一：扫除文盲。她的这段经历后来被美国电影制片人凯瑟琳·墨菲拍摄为纪录片，名为《女教师》。

从那时起，利蒙塔一直与农民妇女待在一起，甚至和她们一起接受高等教育。这些女性在她最珍贵的记忆中反复出现。

“我认为，我们在这场斗争中学到的最重要一点是，这是一场争取自我认同的斗争。我们认识自己，我们了解我们的历史和祖先。正是凭借这种力量和传承，我们才能继续战斗。我们始终牢记团结就是力量。这是我们可以树立的基本榜样。古巴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历史和无比强大的传承——这让我们能够证明黑人女性能够蓬勃发展并取得成功。”她说道。

致力结束压迫

海地被认为是加勒比地区有关种族主义辩论的奠基者。1804年结束的海地革命使其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个宣布独立的国家，也是第一个由摆脱奴隶制的黑人建立的国家。

对于女权主义活动家科莱特·莱斯皮纳斯来说，这条抗争之路不仅塑造了海地女性，也塑造了整个加勒比地区女性。因此，她们保持着一个共同点：与非洲的紧密联系以及确保国家生存的勇气。

“在很多地方，我有机会与女性组织共同生活和工作。我看到尤其是在贫困国家，正是女性努力养家糊口、教育子女，并在田间或工厂里劳作，比如海地。”她说道。

这位教育家的另一个基本观点是，这些女性也肩负着保存和传承文化元素的责任。

“如果说海地文化中有一些源自非洲的元素，甚至在美国或多米尼加共和国等海地移民众多的国家也能找到，那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女性，她们通过烹饪或抚养子女来维系这种文化。价值观的传承主要落在女性的肩上。我相信加勒比地区的其他国家也是如此。”莱斯皮纳斯说道。

但是，莱斯皮纳斯对这些女性为建设一个致力于终结压迫的自由社会所作出的贡献缺乏认可度感到惋惜。

在一个根植于解放和革命斗争的国家，黑人女性仍在为争取非常基本的权益而斗争，例如生活在没有暴力的空间中。这在海地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海地女性仍经常遭受暴力，武装团体将强奸作为战争武器。

“在最贫困的阶层中，女性面临的困难最大。40%的家庭是单亲家庭，这意味着女性独自承担着照顾家庭的责任。她们需要工作养活所有人，同时还要抚养孩子。而男性则四处奔波，他们生儿育女，却并不关心女性。”她批评道。

“因此，我们不仅要求父亲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还要求整个社会、国家组织起来，减轻女性肩上的负担，让她们有时间和途径实现自身发展。”莱斯皮纳斯说。（编译/王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