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政（1906年—1988年） 湖南湘乡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全民族抗战期间，他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就对敌斗争等问题，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多次发表重要文章，对指导政治工作、加强军队建设发挥了突出作用。

“谭政同志，给你10发子弹，你能命中10个敌人吗？”一次，有人向谭政提出这个问题。谭政坦诚回答：“打‘死靶子’差不多，打运动目标一个也不保险。”

谭政的长项是做军队政治工作。在抗日战场上，他以敏锐的政治思维，运用另一种武器，号召和团结广大抗日军民，激发出军民更强的战斗力。“作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探路人和践行者，谭政始终保持‘儒将’风范。”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任振杰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从红军时期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秘书，到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再到1956年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他经历了我军政治工作从初创、发展到成熟的过程。

让日军“发生不安现象”

1935年底，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谭政思考着：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应当随之作何改变？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开始着手起草“意见书”。

转眼到了1936年的农历正月，谭政没心思去看陕北农村的大秧歌表演，埋头在窑洞里没日没夜地写着“意见书”。但没等他写完，红军开始东进抗日，他只能在途中继续写。3月26日，他终于写成《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意见》一文，上报党中央。

1936年，谭政在陕西保安（现为志丹县）红军大学校园内。

“此文是谭政投身革命以来悉心研究政治工作的结果。文中，他首次提出‘政治工作应通过党的组织进行’。毛泽东、朱德、罗荣桓等都对他的这一大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任振杰说，该文对我军政治工作从土地革命战争向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转变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谭政发现，部队里有一些人对此抵触情绪较大，便向毛泽东汇报：“部队中有一种说法，说戴了红军的帽子，又来戴国民党军的帽子，将来又戴什么帽子呢？”毛泽东表示：“对这种思想不抓紧进行宣传教育，怎样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呢？”

于是，由谭政主持起草的《关于东进抗日行军中政治工作的指示》于8月中旬发布，明确指出这次行军的中心任务是：要以政治工作提高抗战的胜利信心，发扬战士高度的抗战热情，保证部队的巩固与战斗力的加强；要用模范的群众纪律与抗日的实际行动，影响友军，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抗战。其中，还加入了许多鼓舞人心的口号：“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为保卫中国而战！”“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

此后，谭政又组织机关人员编写了《抗日紧急动员课本》《新战士读本》《八路军军人读本》等小册子下发部队，为部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育提供了基本教材。

谭政还组织领导了在敌后创建、巩固、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治工作。1938年，在华北抗日根据地遭日军连续大举进攻时，他撰文指出，当敌人用大力进攻的时候，可能导致较大的牺牲，也有可能遭受意外的困难，引起战士们的情绪波动和变化，“在这个时候，政治工作必须表现出决定的作用，以巩固部队的情绪、勇气和坚定性，树立起战胜敌人的顽强精神和胜利的信心”。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谭政代总政治部起草指示：政治工作的任务是加强对敌斗争和瓦解敌军。

1941年6月，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对敌军宣传工作的指示》，指出要抓住日本士兵思乡思家的情绪，减弱其战斗意志，以削弱其战斗力，瓦解其部队。例如，可以用“立即结束战争，一同请愿回国！”“和中国士兵握手，我们是诸君的朋友！”“你们的家属正为你们祷告，不要死了叫他们哭”等口号，而不用“打倒天皇”这类口号。

这些政治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日军110师团师团长桑木崇明在一次会议上自供，“部队内部发生了许多的不安现象”，表现出“精神散漫和人心懈怠”。随着战争时间的延长，日军官兵之间的矛盾冲突扩大，更有利于我军瓦解敌军、夺取胜利。

毛泽东的第一任秘书

谭政做军队政治工作是深受毛泽东的影响。

谭政16岁时进入毛泽东、陈赓等曾就读过的东山高小，毕业后回乡当了小学老师。但他一心想参加革命，于是给既是老同学又是大舅哥的陈赓写信。当时，陈赓在国民革命军担任特务营营长。在陈赓的支持下，谭政于1927年投笔从戎，走上革命道路。

很快，谭政参加了秋收起义，又经历了著名的三湾改编。那时，部队士气低落，毛泽东顶着一头许久未剪的头发，身穿一件灰色旧褂子，跛着受伤的脚，走到了队伍前面，声音洪亮地讲道：“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嘛，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他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个军。我们现在不止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

1937年，曾参加秋收起义的部分人员合影，后排左三为毛泽东、后排右五为谭政。

这极富感染力的话振奋了大家的精神。备受鼓舞的谭政从挎包里找出一个铅笔头，把毛泽东的讲话记在了一张毛边纸上。后来，所有关于“三湾改编”的回忆录和书籍中的这段引文都来自这份原始记录。

“谭政见证了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的创举——在部队中建立党组织、支部建在连上、实行民主制度等。这些举措为建设新型无产阶级军队奠定了基础，也让谭政认识到政治工作对军队建设的关键作用。”任振杰说。

1928年，毛泽东慧眼识才，对谭政说：“你这个书记官不错嘛，三湾改编被编到军官队，不少人跑掉了，你没有跑，上了井冈山，还入了党。我听希先同志（宛希先，三湾改编后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讲，你的古文基础好，字也写得工整，也算咱们工农革命军一位秀才啰。我看你就到前委来做书记官吧。”就这样，谭政成了毛泽东的第一任秘书。

这不是个轻松的活。许多报告、决议是毛泽东在作战间隙或夜深人静时写的。毛泽东抽着烟熬夜写，谭政就跟着熬夜誊清抄写。起先，谭政不会抽烟，后来一夜夜熬下来，发现抽烟能解困去乏，便学会了，而且抽得很凶。毛泽东开玩笑说：“我这个大烟筒，熏出个二烟筒。”

1928年冒进湘南的“八月失败”发生后，党内一部分人变得消极悲观。为统一思想、廓清认识，毛泽东准备在湘赣边界各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一个决议案，其中第一部分是《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这成了指导中国革命斗争的重要历史文献，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改题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任振杰说，谭政当时协助誊抄了这份文件，奠定了其一生信仰并践行“党指挥枪”的思想根基。

转年，组织派谭政到红四军第31团担任党委秘书。话别时，毛泽东对他说：“政治工作是我们的生命线，这一条，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此后数十年，谭政始终将此牢记于心。

1930年，谭政在福建长汀。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谭政不断受到教育和锻炼，学习了毛泽东政治建军思想、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以及处置问题的高度原则性。”国防大学原教授李大光对记者说。

给群众“打收条”

“谭政的工作风格是务实且富有创造力的，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理性，首创了‘战前动员—过程记录—战后总结’的闭环工作模式。”任振杰说。

长征期间，谭政一边行军，一边进行思想动员，让战士们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仍保持战斗激情。他也常常在马背上思考，在窑洞里著述。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长征结束，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战斗报告和政治工作总结报告，成为红军战时政治工作的范本。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他更是笔耕不辍，撰写了《敌人在华北的现行政策》《华北已进入艰苦斗争的阶段》《论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政策》等指导性文章，刊登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

谭政的秘书乔希章在《谭政大将》一书中写了一件趣事：因为谭政除了到总政治部机关开会、办公之外，回到住的窑洞便是伏案疾书，时常通宵达旦。妻子王长德劝他休息，他也不听。妻子便没好气地说：“你真（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呆子’！”

“实际上，谭政的这些重要文章对指导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开展政治工作，加强军队建设起到了突出作用。”李大光说。

在任振杰看来，谭政还是一个群众路线的践行者，十分重视军民关系的建设。“长征进入藏族农牧区时，谭政教育部队要严明纪律，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得知部队采摘了群众的豌豆苗，他让大家赔偿群众损失，同时在田边立上木板说明。这使部队赢得了藏区人民的好感，受到高规格接待——吃藏巴团子。由于长期靠野菜、草根充饥，那次谭政竟一口气吃了七八个藏巴团子。”

此前，谭政在处理军民关系时就有过创造性的做法。1929年，红军在江西瑞金的大柏地战斗。当时，山区的百姓还不清楚红军是干什么的，战斗打响便躲进了山里。战士们没有饭吃，但拿老乡家东西又违反纪律。谭政便创造性地提出“打收条”的办法，即军队拿了群众的东西要给钱，如部队没有现款，就给群众“打收条”，写清楚用草多少、烧柴多少、吃粮多少等，待革命胜利后再来偿还。群众也可以拿着收条去苏维埃政府顶交公粮。百姓们陆续回乡后，发现了家里的长条子、短条子，不禁感慨：“看到这些小纸片，就是不抵钱、不抵粮数，也畅快！”这一办法在红军中实行起来后，毛泽东夸赞谭政纪律抓得好。

“抗日战争时，谭政在晋察冀创建‘武装工作队’，一年内动员20万群众破袭日军交通线，实现军事行动与基层政权建设的结合；他也曾组织留守兵团垦荒南泥湾，实现粮食自给率80%，减轻了农民负担；他还通过组织部队开展拥政爱民活动，消除军政、军民之间的隔阂和误会，增进了军民感情。”任振杰说，这些举措使人民与军队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抗战胜利凝聚了强大的群众力量，保障了部队物资供应和情报支持等，对坚持敌后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应该像这盆木炭火，火势正旺”

“在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史上，古田会议决议和《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是历史性的重要文件，而这两份文件都和谭政有关。”李大光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古田会议会址，位于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

1929年，红四军军委领导机关移驻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筹备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给谭政安排任务：将此前到部队作的调查研究等相关材料整理归纳给他。做过秘书工作的谭政细致、认真，已经将工作做在了领导需要之前。不久后，毛泽东看完材料，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史称“古田会议决议”。

“在协助起草古田会议决议的过程中，谭政更深入地领会了毛泽东思想，明确了政治工作在军队中的重要地位和方向。”任振杰说。该决议在部队中贯彻以后，红军部队的政治思想指导加强了，政治工作干部们懂得了如何去做战时政治工作。

1944年春天，毛泽东叫来谭政，希望由其执笔，形成又一个重要报告。“那时，抗日战争进入关键阶段，部队政治工作面临新挑战和新问题。此前，谭政参与领导了留守兵团开展整风运动，使部队取得很大进步。毛泽东亲授任务，要求他总结各个根据地的政治工作经验。”任振杰说。

这背后还有个小故事：1942年初，谭政和妻子参加部队和军民组织的联欢活动。毛泽东先到，见谭政走过来，便招手让他坐到自己身旁，一同观看节目。活动快结束时，他让谭政晚上去找他。当晚，在窑洞里，毛泽东对谭政说：“中央决定，从1942年起，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你得尽快走马上任，把边区联防军，包括原留守兵团领导机关在内的整风整军运动抓起来。”“你是35（岁）了，应有长进。这年纪，应该像这盆木炭火，火势正旺。”

根据整风运动的经验与成果，1944年4月11日，谭政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该报告全面总结了红军和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经验，结合抗战形势变化，论述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性质、地位、基本方针和原则，还提出改革政治工作组织形式和工作制度的意见。

“这个报告的形成，标志着我军政治工作理论成熟。它使八路军、新四军的思想建设和政治工作，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其历史意义重大，是继古田会议决议后我军政治工作又一重要历史文献，被列为全党全军各级领导干部整风文件，对加强部队思想建设、提升战斗力、保证抗战胜利起到关键作用，其阐述的原则、方针和政策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军队政治工作仍具有长远指导意义。”任振杰说。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在学习整风文件。

1944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总政治部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全党干部和全军连级以上干部都认真研读该报告。同年10月1日，总政治部再次发出《对研究谭政同志政工报告的意见》的指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军委也多次将这一报告重新印发部队。

谭政晚年病重，乔希章来病房看望他时，给他带了一本中共中央党校编印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其中选入了署名谭政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后来，陪床战士告诉乔希章，谭政将这本书放在枕头底下，一直到他停止呼吸。

谭政这一生，恰如追悼会上一副挽联所说：“毕生致力政治工作兢兢业业以身作则不朽功绩在三军；终身遵循立党为公坦坦荡荡刚正不阿高尚风格启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