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逸（1892年—1974年） 广东文昌（今属海南）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全民族抗战期间，历任新四军参谋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兼前委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2师师长，指挥反“扫荡”战斗，率部开展游击战争，开辟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等。

张晓龙至今还记得小时候去祖父张云逸的办公室，总能看到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张老照片。照片上有3人，左侧是戴着眼镜、右手叉腰的张云逸，中间是周恩来，右侧是穿着军装的孔石泉。长大后，他才知晓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3人在一次死里逃生后拍摄的合影。

遇险的经历发生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7年4月2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张云逸离开延安，乘汽车赴西安再转香港，开展华南地区的统战工作，同行的还有准备到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前往红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孔石泉以及由12人组成的警卫班。

当汽车行至甘泉县劳山镇以南的湫沿山时，突然遭到土匪袭击。他们赶紧从公路上撤下，穿行于茅草、树林中。张云逸手部被子弹擦伤了皮肤，孔石泉的衣领右侧被穿了几个洞。

在警卫班的掩护下，3人终得脱险，撤到了延安以南的三十里铺，红军在那里设有检查站。经过几天休整，他们再次出发，抵达西安，之后照了一张合影。周恩来还在照片背面写下“劳山遇险，仅剩三人”。

1937年，脱险后的张云逸（左）、周恩来（中）和孔石泉。

“多年后，周恩来总理重游劳山，还跟人说‘劳山遇险是人生中最危险的一次经历’。我祖父也一直难忘那次经历，把合影放在办公桌上，直到去世。”张晓龙对《环球人物》记者说。那次合影后不久，张云逸继续前往香港，开始了他奔赴华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旅。

作为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会长，张晓龙多年来一直研究新四军历史，并整理、研究祖父的史料和故事。如今，他向《环球人物》记者详细讲述了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

请叶挺复出

1937年下半年，张云逸一直在港、桂、粤、闽等地奔波。七七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他接到中共中央指示，前往澳门请叶挺复出参加抗战。

“为什么派张云逸去请叶挺？因为他俩相识多年，都在广东陆军小学堂上过学，之后又一起参加北伐战争，两人之间有很深的友情。”张晓龙说。大革命失败后，他们都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叶挺因受到党内“左”倾人士的指责，离开部队，后来避居澳门。张云逸则转赴广西，和邓小平一起领导百色起义，随后转战到江西中央苏区，任红一方面军副参谋长，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他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军委后方司令部参谋长。

赴澳门时，张云逸化装成华侨阔佬，同行的还有地下党员柯麟、9岁的儿子张远之（张晓龙的父亲）。一见面，叶挺就感动地说：“张云逸先生到来，如大旱之遇云霓，寒冬之见新绿。”

“当时祖父和叶挺在室内谈了很久。父亲还小，听不懂，也没有兴趣，便和比他大一岁的叶挺儿子叶正大到外边玩去了。”张晓龙说。

那次交谈，张云逸介绍了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分析了国共重新合作的趋势，详谈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等，鼓励叶挺出来参加抗日救国。叶挺听后，十分高兴，坚定地表示“愿意随时响应党的号召，返回内地，投身抗日战争”。

叶挺结束了10年幽居生活，开始了叱咤风云的抗日生涯。1937年9月，叶挺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长。4个月后，张云逸被任命为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

1939年，张云逸（右）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与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罗炳辉合影。叶挺拍摄。

“叶挺多谋善断，打仗比较勇猛，能快速判断形势并形成作战设想。而要把他头脑中的设想和计划变成具体的作战部署，就需要一个思维缜密、胆大心细的参谋长，祖父张云逸正好符合。”张晓龙说，两人熟悉各自的作战风格，合作非常默契。

1938年5月至12月，参谋长张云逸参与部署和指挥新四军各部的游击战：5月12日，第四支队在巢县蒋家河口伏击日军，打响新四军挺进敌后抗日第一仗；6月17日，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的指挥下，先遣支队在镇江韦岗伏击日军野战重炮兵部队；6月28日，第一支队在镇江西南竹子岗伏击日军车队，两日后又袭击京（南京）沪（上海）铁路新丰车站；10月底至11月初，第三支队取得马家园战斗的胜利……

1938年，新四军在马家园战斗中英勇阻击日寇。

“当时是新四军建立初期，祖父身兼两职，时常忙于军部的工作，所以直接参与的战斗并不多，更多是在后方部署和指挥。”张晓龙说。

激战三昼夜

1939年2月，周恩来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确定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

按照战略部署，5月上旬，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庐江县汤池镇成立，张云逸担任指挥部指挥兼前委书记，统领江北新四军和江北游击纵队，一边发展皖东抗日力量，一边开展游击战争。

正当皖东抗日根据地初步建立时，日军发动了对皖东的第一次大“扫荡”。

12月18日，日军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纠集日伪军2000余人，集结于滁县、沙河集、全椒等地，对皖东津浦路西发动“扫荡”。第二日夜，驻全椒、滁县的日伪军分路出动，向新四军第四支队驻地全椒县周家岗发动袭击。这次日军配有九二步兵炮和山炮10余门，运送炮弹的骡马辎重紧跟其后，并有骑兵配合。

1943年，陈毅、张云逸等部署新四军3师在苏北盐阜地区反“扫荡”。图为深入敌占区侦察的战士。

大敌当前、形势紧迫，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会议室里灯火通明，张云逸与刘少奇、徐海东等人正在紧急磋商。刘少奇当时任中原局书记，徐海东任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周家岗地形山峦起伏，连绵不断，山上树木茂盛易于隐蔽，羊肠小道蜿蜒曲折易于设伏。几人经过讨论、分析，确定了作战方案：大摆“口袋阵”，由徐海东率第四支队进行反“扫荡”。所谓“口袋阵”，即通过狭窄入口诱敌深入后封锁退路，利用地形扩大包围空间，实现聚歼目标。

20日上午，一路日军以小钢炮开路，向周家岗进犯。徐海东在望远镜中看到对方来势凶猛，遂命令部队暂时撤退，到周家岗西南山地埋伏，伺机出击。日军到了周家岗，傍晚在山林中安营扎寨，拂晓时分开始向三合集方向移动。

见时机已到，徐海东果断命令：7团一部迅速尾击敌人，另一部从周家岗经窝子李、西何家到三合集一线，利用沿途起伏的山地、丘陵地形，瞅准机会狠狠打击敌人；9团待敌人到大马厂后，再进行尾击。

当日军行至陈郢后山村时，7团1营已抢先守伏在陈郢山头，占据了制高点。他们有意放过了日军前卫部队，待后边随行的骡马辎重和伪军刚一露头，即以猛烈火力突袭，随即发起冲锋。战士们如猛虎下山，冲入敌阵，顿时将敌截为数段，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辎重弹药、军用物资丢弃满地，骡马四处逃散。

日军遭伏击后，仓皇向复兴集、大马厂方向溃退。此时，9团2营已运动至复兴集北小高地，严阵以待，当敌行至此处，立即发起攻击，令其溃不成军。

各路日伪军屡遭打击，不得不撤退。经过三昼夜的激烈战斗，第四支队于12月23日收复了周家岗、复兴集、大马厂、古河等地，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由此，新四军在津浦路西站稳了脚跟，巩固了在皖东的阵地。

“祖父是一仗一仗打出来的，作战经验丰富。他能在错综复杂的军事形势下，冷静分析敌我双方特点，快速做出判断并下达指令。这次周家岗反‘扫荡’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祖父后来还做了总结，说我们的装备虽然比较差，但精心捕捉战机，采取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的战术，再加上战士们作战勇敢，所以才取得了胜利。”张晓龙说。

2025年7月14日，张晓龙在北京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摄）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仅一年多的时间，第四、第五支队就由7000余人发展至1.5万余人，地方游击队发展至5000余人。江北新四军各部参加大小战斗200多次，歼灭日伪顽军近9000人。这些重大胜利有力促进了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飞马”烟劳苦功高

张云逸不仅善指挥、能打仗，而且重视抗日根据地经济发展，被誉为“懂经济的军事家”。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叶挺被国民党当局囚禁，中央军委于20日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2月，江北指挥部所辖部队改编为新四军2师，张云逸兼师长。之后一年多，2师连续对日作战，沉重打击了日伪军，使路东地区的形势相对稳定。

江苏省淮安市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内部陈列。

2师师部在黄花塘，一个位于淮安盱眙县城东南30多公里的小村庄。有一天，张云逸在黄花塘召集部队干部开会，会议室里烟雾缭绕，他被呛得不时咳嗽。原来，大家抽的“香烟”大多是用树叶或豆叶卷起的喇叭烟，吸在嘴里烧嗓子且烟雾大。但在战争期间，烟草可提神解乏，是必备“口粮”，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还把香烟列入战略物资。

张云逸找来2师供给部部长胡弼亮，提出办烟厂，“配合军事开展对敌经济斗争，保障根据地的发展建设”。经调查研究后，他批了42元淮南币做经费——在当时相当于一头肥猪的价钱，入股当地“淮南群众烟草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合资企业“新群烟草公司”。1943年3月，公司正式投入生产香烟，取名“飞马”。

“‘飞马’寓意着革命发展如骏马奔腾。祖父还牵头联系当时的《淮南日报》，为香烟设计商标，一匹马插上翅膀腾飞。”张晓龙说。

“飞马”烟名噪一时，日产量最高时可达8000条，除了自用，还可外销，平均每月上交军部30万元淮南币，是当初投入的7000多倍。每天工厂外都停着马车，排队等待装箱运货。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飞马”烟还走进了敌占区，并且非常热销。新四军以此筹集了大量资金，换取药品、钢材等急需物品——新四军4师师长彭雪枫带的骑兵团所用的“雪枫刀”，就是利用香烟贸易去海外渠道换取的高硬度轧钢锻制的。

1943年11月25日，陈毅到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顺便给中央领导带去几条“飞马”烟。毛主席说：“‘飞马’为抗日战争服务，为根据地建设服务，可谓劳苦功高。”

除了解决新四军的经费问题，“飞马”烟还能换取敌人的情报。

“飞马”香烟。

1944年，2师侦察员居长玉到津浦路西嘉山等地侦察敌情，了解到嘉山伪军队长陆建华嗜烟如命。敌占区“飞马”烟稀缺，他便利用香烟结交了陆建华。一次酒桌上，陆建华透露有一批日伪军要下乡抢粮。居长玉将情报上报给师部，新四军在敌人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一举消灭了这股日伪军。

看到香烟厂的成效后，2师又继续组织战士们开办染布厂、被服厂和毛巾厂等，保障和支持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建设。

1943年1月初至1945年2月底，新四军军部移驻黄花塘。80年过去了，如今这里是黄花塘新四军军部旧址，院内有张云逸旧居3间，当年他居住的民房几经翻修，完好如初，使用过的方桌、小书橱等也被保存着。

“抗战胜利后，新四军军部发表了建军以来的战绩公报。公报显示，8年间，新四军在江淮河汉之间的8个战略地区抗击日军13个师团、伪军23万人，参加大小战斗22000多次，毙、伤、俘日伪军429636人。”张晓龙说。其中，张云逸参与指挥了许多关键性战斗，被称为“百战将军”。

并肩作战多年，陈毅常称张云逸为“同志长兄”，还赞他有“大海容人之量，高山仰止之德”。“云逸既是一个好主角，也是一个好配角。当主角时能集思广益，从善如流；当配角时则主动配合，精诚合作。”陈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