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茶馆堪称最为普及、与民众关系较为密切、具有典型意义的传统空间之一。它既是透视城市发展的窗口，也是反映社会百态的场域。在近代中国都市化的标志性城市上海，茶馆拥有更为丰富而独特的面貌。

“别地所无”

近代以来，上茶楼喝茶成为“游沪八事”之一。19世纪四五十年代，城隍庙一带是上海的商业中心。豫园内茶馆林立，除也是轩（即湖心亭茶楼）外，有挹清楼、凝晖阁、四美轩、福泉楼、乐茗轩、绿波廊、群玉楼等。

19世纪60年代起，从洋泾浜北岸、宝善街到四马路、大马路，商业消费地带呈现由南往北的渐次转移和拓展态势，繁荣景象逐渐扩散，并以中区（外滩至西藏路区域）为主。紧随商业发展与空间拓展，茶馆亦呈现遍地开花之态。从洋泾浜畔的松风阁、丽水台，宝善街的渭园、桂芳阁、同芳居、鸿园、怡珍到四马路的华众会、阆苑第一楼、万华楼、升平楼、五层楼，大马路的一洞天、五龙日升楼、全安、福安等，茶馆林立如云、此起彼伏。

在中西交汇的大都市，上海茶馆在建筑风格、内部设备等方面求新求变，或高阁临风，或疏窗映水，或器具明洁，或环境幽雅。有人感慨：“至于松风阁以茶胜，一壶春、载春园以地胜，广东之怡珍同芳居以装潢胜，此皆别地所无者。”一句“别地所无”，道出了近代上海茶馆的非凡。

这一时期的茶馆多被称为茶楼，因为喝茶处不在底层，而需扶梯上楼。从建筑式样看，有的是西洋建筑，有的是传统建筑，有的则是西洋与传统的结合。时人对阆苑第一楼作如下评价：“茶馆之轩敞宏大，莫有过于阆苑第一楼者。洋房三层，四面皆玻璃窗，青天白日，如坐水晶宫，真觉一空障翳。计上、中二层，可容千余人。”这种气势恢宏、容客千余人的茶楼，在当时国内也是首屈一指的。

开在主干道如大马路、四马路的茶楼，楼上临街会有一条长长的走廊，茶客在此可以欣赏“人车如走马，马车如飞龙”的热闹景致。许多园林如愚园、徐园、张园等向市民开放后，内部也设有供人饮茶之处。

上海茶馆的非凡，还体现在茶馆的多种风格上。近代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经营茶馆的除了本地人之外，还有江苏、浙江、广东等地的人。其中，广东茶馆以精良装修、美味点心赢得沪上消费者的好评。正所谓，“专供过客息游踪，茶馆精良算广东。既使相如疗渴疾，点心又可把饥充”。

苏式茶馆里的茶客也可以吃到点心，如生煎馒头、糖糕等，但并非由茶馆供应，而是附近的吃食店负责提供。还有一些小吃，如五香豆、白糖花生米以及花色蜜饯等，多是小贩进茶馆售卖。广东茶馆里的点心，则专门由茶馆店主聘请点心师傅负责烧制，且特色鲜明：清晨鱼生粥，晌午蒸熟粉面等各色佳点，入夜莲子羹、杏仁酪。广东茶馆还出售西方食品，如“荷兰水”“西洋小酌”“洋糖饼干”等。

茶馆书场是城隍庙一带茶馆的大众娱乐项目，书场分为说书、滩簧两种，但说书更为普遍，春风得意楼系说书能手集中之地。有的茶馆兼为烟馆、弹子房，并兼有其他娱乐设施。四马路为烟茶楼汇集地，“层楼杰阁斗奢华，半卖烟膏半卖茶”。阆苑第一楼兴盛期间，上、中层主要是喝茶处，下层则为弹子房，“远方之初至沪地者，无不趋之若鹜”。华众会楼上卖茶，楼下则有西洋镜、幻灯片、珍禽异兽等百戏杂呈，可谓五花八门。

空间的消费

诚如老舍所言，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茶客中，有达官贵人、商人工匠、文人职员等。茶客之外，还有到此谋生之人，包括兜售货物的小贩、“神机妙算”的算命人、卖唱的艺人乃至捡烟壳的、乞丐等。各类人的光顾，是茶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所在。

良好的环境，宽松的氛围，使得茶馆成为一个理想的公共舞台。在茶馆中，有人以休息、闲聊、社交、信息传播和制造为乐事，有人以品评诗文、交流思想为乐事，有人寻求工作，有人寻求交易，有人办理公务，有人宣讲教育，有人讲茶评理……这是一幅精致的世俗风情画，反映生活百态与社会变迁。

值得注意的是，茶馆在广度上的相似，并不能抹去在深度上的差异，即所处区域、所在城市带来的影响。与其他一些城市的茶馆相比，近代上海茶馆的空间消费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突出性。

一方面，娱乐性突出。上海高档茶馆多，或轩敞宏大、设备精良，或环境优美，且充斥各类娱乐，是近代中国休闲娱乐业的代表之一。

晚清名士王韬、李善兰、徐寿、华衡芳等人经常相聚在城隍庙一带的挹清楼、凝晖阁、福泉楼、乐茗轩、绿波廊等茶馆，吟诗弄文、纵横时事。还有文人雅士相约在九江路小花园附近的文明雅集茶楼，或泼墨作画，或纹枰对弈，或管弦丝竹，或考古论今。

1927年，四川路上的新雅茶室开张，优雅的环境、周到的服务很快吸引了一批文人。张若谷、戴望舒、邵洵美、叶灵凤、郁达夫、曹聚仁、林微音、施蛰存、穆时英等诗人、小说家、戏剧家、散文家和艺术家“围坐在一张大圆桌周围高谈阔论着，从早晨九时到下午一时”。

类似的“文艺沙龙”还出现在南京路上的大东茶室。据萧乾回忆，1936年赴上海编《大公报·文艺》时，他与巴金、黎烈文、黄源等人经常聚集于此，以至于当他1939年离开上海时，大东茶室成了“值得怀念的一个角落”。

另一方面，商业味突出。晚清时期，上海茶馆就出现各种“找活”茶会。各行业的劳工分别聚集在相对固定的茶馆里，谋求“饭碗”或等待被雇用。“找活”的，有车夫、船夫、烧饭师傅、木匠等，也有道士、唱戏艺人等。

上海茶馆商业味浓郁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商人茶会乃至茶会市场的出现。19世纪40年代后，茶馆逐渐成为申城商人“聆市面”、听行情、做交易的一个重要场所。1906年的竹枝词进一步写道：“各行贸易待评量，借作茶楼聚会场所。每至午申人毕集，成盘出货约期忙。”

20世纪30年代中期，茶会市场出现。茶会市场的突出特征在于规模扩大，交易场所、时间相对固定，以及需遵守一定的规章制度。1937年至1945年，上海有16家大茶馆开设茶会，供各业洽谈生意；参加茶会的行业有52个，交易者6500人。

抗战胜利后，茶会活动更趋活跃，直至解放前，在27家茶楼中形成了70多个行业的茶会市场，经常参加茶楼交易的有5000余人。茶会和茶会市场不仅是近代上海工商业繁盛的一个侧影，还作为交易市场的补充形式促进了商贸兴盛。

除了以上两个特性之外，民众的抗争乃至革命的开展在近代上海茶馆里也有体现。1919年4月至11月，《民国日报》接连报道皮箱业、香业、驳船业、药业等各业工人在南市一枝春、天福楼、富景园，租界旭日东升楼、中华第一茶楼、一乐天、鸿园等茶馆罢工集议，以及店主与工人代表之间商议的情形。

事实上，早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陈其美、于右任等人就常与绅商沈缦云、李平书等人在城隍庙四美轩等茶楼倾谈。朱家骅、邹骥等人在四马路奇芳居茶楼召开“中国敢死团”干部会议，讨论上海光复大事。还有志士在畅园茶馆内设一剪发义务会，旨在劝民剪发、助充军饷，致力于吸收更多的人加入反清队伍。

左翼文艺运动期间，茅盾、胡风等人多次与鲁迅在茶室会晤，介绍、交流相关工作。“孤岛”时期，许多文艺救亡活动在茶室进行。比如，“推动‘孤岛’文艺工作的中心座谈会”每周一次在霞飞路大三元茶室以茶会的形式展开，坚持了一年多。针对平剧舞台上出现一批庸俗低级的剧目，阿英等人假座大东茶室举行茶话会，讨论解决办法。

在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也注意到了茶馆的作用。为推进工人运动，一些党员不时出入工人常去的茶馆，与工人交朋友。夏衍回忆，自己和其他同志常在提篮桥、杨树浦这一带茶馆和工人们聊天接触。1939年，美亚织绸厂第四分厂党员在杨树浦八埭头茶馆成功动员几百名码头工人和苦力参加新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