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那一枚枚历经岁月的军功章，杨平最珍视的便是她的日记本。

采访开始前，这位99岁的老兵小心翼翼地捧着日记本，滔滔不绝地向记者介绍起最近正在学习的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杨平长年保持着每天收看《新闻联播》的习惯，每晚将心得与感悟写进日记里。日记，其实也是杨平的学习笔记。

“我离休了，但没离党，我不能掉队。”对于这位自小参加革命的老党员来说，“不能掉队”这四个字已然融进血液里。

抗战老兵杨平。本报记者 王海欣摄

从记事儿起，杨平就知道自己的家是共产党员的地下联络站。

杨平的父亲杨筱震是家乡最早一批加入党组织的老党员，一直以教书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杨平从小受党的影响，为党组织开会做好服务工作。

党员开会时，杨平就给开会的同志们端茶送水。在孩童时代也经常为父亲送字条，通知党员开会。“比如夏菲同志，她是经常在我家开会的人物之一，也是唯一的女性，工作对象是农村的中青年妇女，那时我常为她引路，深入农户进行宣传教育。”

从小，杨平常常听到父亲和各位党员讨论如何唤起民众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畅想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长大后也要成为一名党员的念头在小杨平的心中萌芽。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不久，杨平的家乡湖北钟祥县也危在旦夕。“为了保护联络点和躲避灾祸，父亲把家人都送到岩子河的外婆家，只留我一人在家，让我等其他党员前来时告诉他们联络站转移的消息。”

当时，只有12岁的杨平未曾认真思考过生死。她已记不清那天自己究竟等了多久，只记得当看到夏菲等几位熟悉的同志进门时，自己欣喜万分。夏菲等人的任务是护送一笔重要的党费，在穿越封锁时几人险些被敌人拦住。危急时刻，夏菲将这笔党费塞给杨平，嘱咐她一定要送到外婆家。

“我很害怕，但心里又知道那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我就装作与他们不认识，大脑一片空白，拼命向前狂奔，一口气跑到了外婆家。”

夏菲等人成功脱险后，提出要拿出一小部分党费奖励小杨平，“我父亲坚决地拒绝了。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做革命工作，不能讲报酬。”

1941年，不满15岁的杨平毅然参军，走上革命道路。

参军后的杨平先在新四军十月剧团孩子队历练，1942年初，杨平来到南山乡公所地方工作队，担任儿童团团长的同时，还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动员青年参加新四军。

杨平喜欢将自己在十月剧团学到的革命歌曲教给大家。到现在，她还能唱出当年的童谣：昨天晚上做个梦，梦见我在天上飞，一飞飞到大前线，鬼子多，它在那里杀人又放火。我在天上撒泡尿，淹死鬼子一百多，我在天上喊口号，吓得鬼子扪耳朵……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以后，为了加强中原地区的抗日力量，中央派遣八路军120师359旅南下与新四军5师会合，为了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5师急需各方面的人才。

听到这个消息，已经从南山乡工作队调到豫鄂边区实验中学学习的杨平非常激动，“我觉得现在是党组织最需要人的时候，此时不报名更待何时！”

1945年1月，杨平被新四军5师司令部选拔到新开办的政训大队学习报务，结业后到司令部第三处做侦收员。

当时，授课内容除了政治以外，主要是无线电通讯知识、电码的侦收和破译。译电一是要练听力，二是要练习书写的速度。“我当时书写速度很慢，特别是写英文字母，但为了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为了不掉队，我拼命地练，经常五个手指头都张不开了。”

做侦收员的那些日子，杨平他们3个人24小时轮流值班，敌人发送一份电报通常要更换好几个波长和频率，稍微不注意就会漏掉，“所以我们一上机精力就要高度集中，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和大意。”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在通讯不发达的年代，我们党凭借着一封封电报，指挥着一支支抗日武装。”在三处工作期间，杨平和同事们迎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6年9月，作为新四军5师三处参加中原突围到延安的唯一的女战士，杨平随359旅到达了延安。同月29日，杨平和战友们在杨家岭接受了毛主席、朱德、任弼时、林伯渠、彭德怀、贺龙等领导人的接见。

年近百岁的杨平回忆起79年前毛主席等领导人接见时的场景，依然忍不住地哽咽，“我们的国家能有今天，共产党的领导不容易。我见证了苦难，经历了抗战时期的艰难岁月，经受住了考验，也分享了辉煌。作为一名入党81年的老党员，我为中国共产党今天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