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
这是著名作家迟子建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开篇独白,也是其女主人公的原型,中国最后的“女酋长”——玛力亚·索一生的真实写照。
这位鄂温克族的传奇老人,于2022年8月20日2时27分在她钟爱的驯鹿身边溘然长逝,享年101岁。
她的故事,是鄂温克人百年变迁的缩影……
玛力亚·索与二女儿得克莎·何、二女婿赵四新在根河市家中的合影。王伟 摄
为了记录下驯鹿文化族群宝贵的影像。摄影艺术家王伟30余次深入部落考察,借鉴影像人类学中的田野调查法,用摄影镜头记录下使鹿鄂温克人千百年来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独特文化,也记录下当下他们的发展与变化,以此反映全球化时代自然、生态的状况及人类的选择。
王伟的镜头仿佛是穿行在时光褶皱里的驯鹿,驮着鄂温克人千年的生存智慧,在当代文明的冰原上踩踏出清脆的蹄音。这些珍贵的影像既是正在消逝的游牧文明的活化石,也是照见现代性困境的平面镜——当驯鹿的铜铃声在钢筋森林里渐行渐远,被定格的凝视、褶皱里的风霜、桦皮船上的月光,都在叩问着后工业时代人类文明的去向。
以下内容节选自《中国唯一的驯鹿部落——使鹿鄂温克人的时代肖像》,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中国唯一的驯鹿部落——使鹿鄂温克人的时代肖像》
作者:王伟
版本:浙江摄影出版社
2025年4月
“使鹿部”是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
鄂温克族是中国的56个民族之一,使鹿鄂温克人是鄂温克族的一个分支,因牧养驯鹿而得名。驯鹿,又被称为“森林之舟”,是使鹿鄂温克人生产活动中不可或缺的搭档和主要收入来源,也是他们信仰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生长在大兴安岭西麓的驯鹿主要以原始森林中的苔藓和地衣为食。
内蒙古大兴安岭原始森林腹地的猎民点。王伟 摄
考古发掘证明,约公元前2000年,鄂温克族的祖先就居住在外贝加尔湖和贝加尔湖沿岸地区。17世纪初叶,鄂温克族共分为3支。使鹿鄂温克人是其中的一支,居住在贝加尔湖西北的勒拿河的支流沿岸。18世纪初,他们迁徙至额尔古纳河流域游猎,并逐渐定居于大兴安岭的密林之中。
生活在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位于根河市西郊5千米处,俗称“新敖乡”,下同)的使鹿鄂温克人是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特殊的族群。历史上,他们被称为“使鹿部”,是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也是中国境内目前唯一饲养驯鹿和保留了驯鹿文化的族群,他们独特的驯鹿文化是泛北极圈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猎民古革军在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中与驯鹿在一起。王伟 摄
大兴安岭的冬季漫长而寒冷,最低气温可达零下50摄氏度以下,山林中的积雪厚度常常有1米以上。多年来,使鹿鄂温克人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依靠游猎和牧养驯鹿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为了解决驯鹿的觅食问题,每年冬春和夏秋交替的时节,使鹿鄂温克人都会沿着原始森林里群山环抱、河流广布、苔藓等食物丰富的固定线路进行迁徙。
如今,这条线路上分布着若干个猎民点,这是他们迁徙时的临时住所。猎民点里类似帐篷的建筑是使鹿鄂温克人自己搭建的“房子”——“撮罗子”。就这样,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使鹿鄂温克人吃兽肉、穿兽皮,住着传统的“撮罗子”,用智慧和双手创造出了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
大兴安岭腹地使鹿鄂温克人的传统居所“撮罗子”。王伟 摄
达瓦、郭芳夫妇的猎民点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金河镇附近的原始森林腹地,2003年根河市实施生态移民后,他们是为数不多选择留在山里的家庭。
夫妻俩饲养了近200头驯鹿,每年春季是鹿茸集中收获的季节,达瓦会选个好日子,开始为期10余天的割茸工作。公鹿每年能割两次,母鹿的茸角长得慢,通常每年只割一次。
初夏时节,达瓦与妻子郭芳在山林中的家。王伟 摄
除了照顾鹿群,达瓦夫妇的日常生活就是刨冰取水、整棒箩子。5月初的大兴安岭腹地,冰雪尚未完全消融,夜晚有时气温在0摄氏度以下。即使如此严寒,达瓦依然需要去附近的河边破冰取水,以用于日常的洗衣、做饭,从小在此长大的他对这一切早已习惯。
一头驯鹿在内蒙古大兴安岭原始林区内觅食。王伟 摄
猎民在山中的生活条件艰苦,常遇到缺医少药、电力供应不稳定等问题。近年来,政府统一为他们配备了帐篷或宿营车,不仅搬家方便了,车里安装的太阳能板还可以为冰箱、电视机供电。除此之外,达瓦夫妇在山林里的生活还面临着诸多其他的困难:如驯鹿有时会跑到很远处觅食,迷路或是被猎套困住的情况时有发生;近年来,熊、狼等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不断增长,面对猛兽的威胁,他们常常难以保护自己和驯鹿的安全。尽管如此,达瓦夫妇还是很少下山,他们的儿女都在根河市生活,时常进山为他们送菜和日用品。“下山时间长了,总会惦记山上的驯鹿,惦记山上的家。”郭芳说。
达瓦与妻子郭芳在大兴安岭原始森林腹地的猎民点中给驯鹿喂食盐巴。王伟 摄
如今,仍有极少一部分像达瓦夫妇一样的使鹿鄂温克人选择留在山中生活。年轻一代则更多地通过读书和就业走入城市,对他们而言,尽管远离了驯鹿与山林,但族群的文化依然是血脉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
生活在大兴安岭密林中的使鹿鄂温克人
生活在大兴安岭密林中的使鹿鄂温克人第一次与现代文明接轨是20世纪50年代。1958年,内蒙古额尔古纳旗奇乾乡(今额尔古纳市奇乾乡)改建为奇乾鄂温克民族乡,开办了小学、供销社、卫生院等。1965年,在广泛征求猎民意见后,政府在距离根河市满归镇17.5千米的敖鲁古雅河畔建设了30余栋“木刻楞”房屋,免费提供给猎民居住,并按照乡级建制成立了相关的服务保障单位。
当时居住在定居点的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大部分猎民还是继续留在森林里狩猎和放养驯鹿。20世纪末,由于长期的过量采伐,大兴安岭的森林资源锐减,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施行,使鹿鄂温克人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狩猎生产活动难以延续。2003年,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俗称“老敖乡”,下同)整体生态移民,搬迁至根河市西郊。随着居住地的一再内迁,这个曾经在大山上与驯鹿为伴、靠狩猎为生的族群,逐步融入现代社会。
索斌与驯鹿在一起。王伟 摄
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政府的官方数据显示,建乡前,当地的鄂温克族猎民仅有136人,饲养驯鹿400余头。如今,当地共有316名(截至2022年末)鄂温克族人,其中使鹿部落的有211名,14个驯鹿点共有1300余头驯鹿。
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的建筑群。王伟 摄
使鹿鄂温克人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长期以来,他们游猎放牧的数千亩山林中没有发生过一次火灾;而饲养和管理驯鹿作为他们千年来的传统,也对我国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和维持山林生态平衡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如今,驯鹿已经成了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与驯鹿文化有关的手工艺品很受欢迎,这些产品多以桦树皮或鹿角、兽皮等为原材料制作而成,独具民族特色。放下猎枪,走出深山,使鹿鄂温克人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但驯鹿对水质和食物有着极其特殊的要求——它们喜爱食用的是原始森林深处的苔藓和地衣,喜爱饮用的是无污染的水。使鹿鄂温克人在现代文明带来的便捷生活和世代传承的驯鹿文化之间面临着抉择。
安塔·布以驯鹿皮为原材料制作手工艺品。王伟 摄
近些年,使鹿鄂温克人这一特殊的族群受到了学者和媒体的关注,当地的旅游业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根河市举办的一年一度的中国冷极马拉松上,除了近千名选手,来参赛的还有来自使鹿部落的20余头拉着雪橇的驯鹿。虽然气温只有零下三四十摄氏度,但赛道两旁仍挤满了观众,大家的热情随着驯鹿的奔跑而高涨。
索斌在猎民点里用鹿哨召唤鹿群。王伟 摄
2010年,以玛力亚·索为原型的中国首部描绘使鹿鄂温克人生活状态的大型原生态舞台剧《敖鲁古雅》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将使鹿鄂温克人几近消亡的独特文化搬上了舞台。原生态的歌舞、罕见的乐器、纯手工制作的服装饰品等弥足珍贵的文化元素一一呈现,令观众大饱眼福。从森林中大胆走出来、奔向新生活的新时代的使鹿鄂温克人,他们温和、热情、朴素的个性,以及爱护家园、守护传统的习俗,从未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敖鲁古雅鄂温克部落能一直生活在山林里,驯鹿也能在山林里自由自在地栖息”,这是玛力亚·索老人的心愿。
玛力亚·索,鄂温克族,中国最后的“女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