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4月，邓丽君在加拿大温哥华准备展开巡回演唱。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愁喜时时变，合久必有分……”马来西亚吉隆坡五月花大酒楼的霓虹灯下，挤满了屏息凝神的华人。在南洋潮湿的夜风中，这首《几时你回来》（《何日君再来》最初版）为他们带来了家乡的味道，勾起了久违的情感记忆。

那是1971年，丽风唱片公司老板黄连振买下这家酒楼，邀请邓丽君前去献唱。台上，邓丽君一袭旗袍，指尖轻抚麦克风，仿佛从遥远的时空中走来。

这只是邓丽君满世界“跑码头”期间的寻常一幕。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新加坡国家剧场到越南丽声戏院，从日本东京的NHK大会堂到美国纽约的林肯中心，她先后辗转于东南亚、东亚、北美，用歌声抚慰着游子们的乡愁，成为全球华人心中最温柔的集体记忆。

风靡南洋

1969年12月，邓丽君在母亲的陪同下，坐上了前往新加坡的飞机。这是年仅16岁的她第一次离家。当时，新加坡国家剧场要举行群星慈善晚会，邀请了很多当红歌星，邓丽君是其中最年轻的一名。

“真诚和用心的表演是最能打动观众的，放心展示自己吧。”在母亲的鼓励下，邓丽君信心满满地演唱了《晶晶》《珊瑚恋》等歌曲，赢得满场喝彩。唱闽南语歌《烧肉粽》时，她还别出心裁地给观众发粽子，将气氛推向高潮。随着晚会的电视直播，这名亭亭玉立的少女轰动了整个新加坡，也打开了自己的国际乐坛之路。

“当时东南亚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公司是丽风唱片，老板黄连振就坐在台下。他觉得邓丽君颇有潜力，后托人找到她，力邀她成为丽风的签约歌手。”马来西亚华人钢琴家郭祺文说。郭祺文曾在丽风唱片工作多年，举办过多场“怀念邓丽君”主题音乐会，“老人家（黄连振）生前常跟我念叨，邓丽君是无可替代的”。

在黄连振的精心包装下，丽风唱片为邓丽君制作《海韵》《风从哪里来》等经典歌曲，还为她策划了《路边的野花不要采》，使她成为东南亚家喻户晓的歌星。

1972年，黄连振给作词人林煌坤打电话，希望他为邓丽君“量身定制”一首民歌小调，由马来西亚华人作曲家李俊雄谱曲。《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就这样诞生了。此时的邓丽君正在东南亚巡演，将这首歌演绎得生动俏皮。每次出场，歌迷送来的礼物一堆就是一房间。为避免引起骚动，邓丽君不再敢公开去看电影，每次都等影厅灯光熄灭才戴着帽子悄悄坐在角落，在电影结束前就匆匆离开。

1972年，邓丽君在马来西亚槟城参观蛇庙。

从《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开始，郭祺文成了邓丽君的歌迷。1975年，15岁的他在家乡见到了前来巡演的邓丽君。“现场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我较瘦小，居然被人潮推到最前面，这时邓丽君恰好走出来。”郭祺文回忆，她穿着蓝色牛仔背带裤，还主动跟他握手，“我激动坏了，赶紧请她为我签名”。

在东南亚巡演期间，邓丽君还曾多次深入战火纷飞的越南。在邓丽君三哥邓长富的回忆中，越南丽声戏院外经常炮火连天，甚至窗户玻璃都不时被震碎，邓丽君虽内心惊恐，还是会坚持把歌唱完。林煌坤曾在书中写道，《何日君再来》是邓丽君在越南演出的必唱曲目，原因是她的乐坛伯乐之一朱坚于1972年在越南上空坠机身亡。

邓丽君的演出给枪林弹雨中的人们带去心灵的慰藉，而她自己的内心却满是悲情回忆。歌星张帝曾回忆，在越南演出结束后，他们准备乘机离开，但机场突遭轰炸。在生死攸关时刻，他和邓丽君抱头痛哭。幸运的是，经多方协调，一架美国军用飞机最终将他们安全带离。

在东南亚巡回演唱中，邓丽君就曾展现出惊人的语言天赋，“用6种语言唱过歌”。邓长富细数，邓丽君一生演唱的歌曲数量约有1480首，以中文歌数量居首，其次是日语歌，再次是英文歌，还有印尼语歌。此外，她还唱过方言歌，如粤语歌、闽南语歌。

邓长富告诉记者，邓丽君演出时，不仅尽量唱当地的歌，还经常将《小城故事》中的“小城”改成当地地名。她还出过两张印尼语专辑，收录了《再见！我的爱人》《丝丝小雨》等中文歌的印尼语版本。而那首最为人熟知的《甜蜜蜜》，旋律其实也源自印尼民谣。“这首印尼民谣名为‘划舢板’，最初是印尼船夫劳作时传唱的民间小调，直到邓丽君的《甜蜜蜜》问世，这一旋律才真正成为东南亚华人的共同记忆。”暨南大学印度尼西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潘玥说。

邓丽君未曾去缅甸开演唱会，但她的歌在当地广受欢迎，直到现在，在婚礼和节日庆典中都必不可少。缅甸金多堰妇女慈善会主席李素华第一次听到邓丽君的歌是1973年，当时18岁的她一边做家务，一边哼唱《千言万语》。“我们全家都对《月亮代表我的心》情有独钟，我的小孙女才五六岁，就能跟着旋律哼唱了。”

如今，邓丽君在东南亚地区依然赫赫有名。郭祺文在自己的音乐厅随机弹起邓丽君的歌曲时，不少两鬓斑白的华人都会眼含热泪地跟唱；在印度尼西亚，邓丽君的歌仍占据着KTV点歌榜的耀眼位置新加坡的樟宜机场也经常播放《月亮代表我的心》迎接着每一位落地的旅客……

东瀛传奇

如果说东南亚是邓丽君步入国际乐坛的起点，日本则是她事业的高光时刻。在日本，几乎没有一位外来歌手能像邓丽君一样被长久地记忆。

邓丽君东京歌迷会会长郭静说，在邓丽君逝世这么多年后，一提起Teresa Teng（邓丽君在日本的艺名），老人们都还记得。歌迷会的成员多是当年的粉丝，大家聚在一起唱邓丽君的歌，很开心。在日本福岛县三岛町，人们甚至为邓丽君立了一座墓碑。2007年，日本朝日电视台还制作了一部传记类电视剧《邓丽君物语》。

在东京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93岁的舟木稔说起与邓丽君的初逢，眼睛炯炯有神。1973年，他在日本宝丽多公司任制作管理部长，在中国香港的演唱会上第一次见到邓丽君，瞬间感到“就是她了”。“台上的邓丽君刚满20岁，歌甜美，人清秀，闪耀着光芒。那是一种会成为大明星的光芒。”

舟木稔与邓丽君合影。

那年，舟木稔去香港，目的是寻找可以带回日本发展的歌星。当时在香港东方歌剧院的演出中，多位歌手上场，邓丽君唱的是压轴曲。舟木稔以犀利的直觉认定她潜力无限，当即与其联系，希望带她到日本出道。

在香港等了10天，舟木稔才接到邓丽君母亲的电话，要求秘密见面。“邓丽君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乖乖女。”舟木稔回忆，他费尽心力游说邓丽君母女“来日本”，邓丽君不时望向母亲。后来，听了日方的条件，她们终于答应了。舟木稔高兴地返回日本，等着签约。

不料，回到日本没两天，舟木稔又接到邓丽君母亲的消息：我们不去了。原来，邓丽君父亲听说女儿要去日本发展，立即说“不行”，理由是邓丽君在港台、东南亚地区已颇有名气，何苦远渡重洋去日本。

舟木稔不死心，飞去台湾软磨硬泡，天天去邓丽君家看望她父亲。但她父亲该喝酒喝酒，该聊天聊天，就是不松口。突然有一天，他问舟木稔：“你会跳舞吗？”于是，舟木稔便陪着他去舞厅。“她父亲国标舞跳得可好了。”舟木稔回忆，就这样，他终于获得了邓丽君父亲的信任。1973年6月，邓丽君父亲签了女儿与宝丽多的合约，说：“我把女儿交给你们了。”

刚到日本时，舟木稔带邓丽君去参加各种音乐颁奖典礼。“明年我要站在领奖台上。”邓丽君小声说。外界传言，邓丽君在日本接受了一年专业音乐训练才出道。但舟木稔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邓丽君几乎没有经过音乐训练，“她的形象和唱功都浑然天成，领悟力也极强，我只需偶尔纠正她几个日语发音”。

1974年，邓丽君在日本出道。第一张唱片《不论今宵或明天》走偶像路线，发售3万张，结果根本卖不动。舟木稔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我可是和她父亲夸下了海口，说一定会让他女儿在日本成为大歌星”。

1977年6月，邓丽君在日本原宿家中的休闲照。

要想在日本乐坛冒头，需要拿到唱片大奖赛的奖项，那就必须在10月前再出一张唱片，才有可能参加当年的比赛。时间紧迫，唱片公司马不停蹄地剖析问题，发现偶像路线并不适合邓丽君，因此第二张唱片充分体现了她的歌唱优势。最终，邓丽君以一曲哀婉缠绵的《空港》获得日本唱片大奖的“优秀新人奖”。这是日本音乐界最有分量的奖项之一。舟木稔长舒一口气，“我这才算是有脸见她父亲了”。

80年代，邓丽君又连续3年获得日本有线大赏和全日本有线放送大赏两项音乐大奖。这样的成绩在日本意味着什么？面对《环球人物》记者的提问，舟木稔想了想回答：“高得无法形容，只能说是殿堂级的。这样的成就只有邓丽君能完成。她是独一无二的，是传奇。她演绎日本歌曲的方式也是独一无二的，深情又清丽。”

采访过程中，舟木稔时常流露出慈父般的神情。他说：“在公司里，每当问谁来担任邓丽君经纪人时，大家都会争抢，因为她对每个人都那么亲切随和。”

正因为情谊深厚，30年前那个噩耗对舟木稔的打击很大。“1995年4月底，邓丽君给我打来电话，我们说好过一个星期，我去找她面谈新歌录音的事。”但说好的来电，舟木稔一直没等到。5月8日，他给邓丽君母亲打电话，也无人接听。他感到很蹊跷，但怎么也没想到是邓丽君走了。第二天，一封日本共同通讯社的电报发到舟木稔事务所，可他还是不信，“那些娱乐记者又瞎写”。

然而，噩耗最终被证实。大脑一片空白的舟木稔来到台北机场，迎接从泰国运回的邓丽君。回忆当时情景，他难过地垂下了头。

此后30年，每逢邓丽君忌日，舟木稔都前往台湾参加纪念仪式，今年也将如此。他说：“只要活着一天，就要向世界传达邓丽君有多么好，这是我晚年的事业。”

北美“财神”

当地时间1980年7月20日晚7时30分，美国纽约林肯中心音乐厅的灯光准时熄灭，舞台中央的旋转灯闪烁着，照亮了整个音乐厅，台下一片寂静。音响中传出邓丽君的歌声，雷鸣般的掌声随即响起。

20世纪70年代末，邓丽君在美国接受采访。

在日本乐坛闯出名气后，邓丽君受邀来到纽约林肯中心。演唱会场的数千个座位两周前便已售罄，后来临时加了200个座位，连场外也挤满了没票的歌迷。现场不仅有华侨华人，还有许多美国人、加拿大人。票房经理感叹：“东方艺人在纽约演出有这样的票房，这是第一次。”

作为首位登上林肯中心舞台的华人女歌手，邓丽君不仅演唱中国歌曲，还唱了美国乡村歌曲。演出末尾，她唱了一首《再见！我的爱人》，曲终，台下掌声如雷。她再度出场，演唱《何日君再来》。观众热情依旧，她又以一首《海韵》回应。观众仍不愿离去，她只好三度出场，演唱《高山青》。直至会场灯光亮起，观众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当时，邓长富正在美国读书，全程陪同妹妹。“当天，我就在后台等她，水是不离身的，小妹一下台就赶紧递给她。”他回忆道，跟着邓丽君巡演的乐队成员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当地乐手、日本乐手和中国香港乐手。邓丽君不慌不忙地切换语言与舞台工作人员交流，一会儿讲英文，一会儿说日语，一会儿又换成中国的粤语，一旁的林肯中心经理惊叹“从没见过这种场面”。

演唱会结束后，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时代》等均以显著版面进行报道。两天后的庆功宴上，纽约市长授予邓丽君一枚象征纽约市的“金苹果”胸针，以示祝贺。

1980年7月，纽约市长授予邓丽君“金苹果”胸针。

当时邓长富的同学也想听邓丽君唱歌，邓丽君很爽快地答应了，还主动说服演出公司：“留学生团体的活动不是商业性质，不会影响票房。”

3年后，邓长富再次见证妹妹在北美歌坛大放异彩。1983年年初，邓丽君应邀前往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举办演唱会。当地凯撒宫大门口挂着邓丽君的照片，一向画着白人歌星的广告牌上也第一次出现了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姑娘邓丽君。

凯撒宫只有1100个座位，老板千方百计加到1500个。2月的演出，票在1个月前就已售罄。最后，两边过道也被卖了站票。“在拉斯维加斯看演唱会要塞小费，否则就没有好位置，服务生们都赚翻了。”邓长富说，有人干脆给带位的服务生塞上百美元，硬挤进去。

8点的演出，凯撒宫6点半就已爆满。邓丽君演唱了《风霜伴我行》等数十首歌曲，还特别演唱了《龙的传人》，打动了在场所有华人的心。

演出一结束，警卫上前拥抱邓丽君，连说：“好极了！这里从来没有过这种盛况，简直使人难以置信！”邓长富记得，这些人一再要求邓丽君挤时间再到凯撒宫来——只要邓丽君常来，他们就能发财。两场演出下来，凯撒宫工作人员得到的小费比一个月的工资还多。

美国巡演成功后，“邓丽君旋风”更甚。1983年底，邓丽君举办出道15周年巡回演唱会，第二年又一路唱回东南亚。她的歌声飘荡在全世界的街头巷尾，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情感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