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高罗佩（1910年—1967年），原名罗伯特·汉斯·范·古里克，荷兰人。早年侨居印尼，精通汉语等多种东方语言。作为外交官，先后被派驻日本、埃及、中国等国。著有《秘戏图考》《中国古代房内考》《琴道》与系列小说《大唐狄公案》等。
　　
　　2024年春节，《大唐狄公案》播出，成为奈飞（Netflix）首部购入的中国古装悬疑剧。周一围版狄仁杰，出场于朝堂成名之前，会武艺，爱听曲儿，虽胡子拉碴、满脸倦怠，但目光如炬、心怀正义。

　　纵观这些年的影视剧，狄公一直没闲着，堪称中国最忙神探。1987年，《狄仁杰断案传奇》开播，孙承正饰演的身形瘦削、温文儒雅的“美髯公”，成为早期狄仁杰的经典形象。2004年，《神探狄仁杰》横空出世，梁冠华饰演的狄仁杰，以圆润身躯撑起大唐第一神探之名，经典台词“元芳，你怎么看？”广为流传。2010年，徐克推出狄仁杰系列电影，从刘德华到赵又廷，一改“青天老爷”为“少年侦探”，杂糅进奇幻的邪典气质。

　　再向上追溯，这个庞大宇宙的起点其实并不在中国。早在1969年，英国就拍出了6集英剧《狄仁杰》(《Judge Dee》)，一群外国人头戴乌纱断案的场景，让人疑惑走错了片场。1974年，美国紧随其后，推出电影《狄仁杰之朝云观》（《Judge Dee and the Monastery Murders》），杂糅道教、戏曲等猎奇元素，一派“东方主义”的群魔乱舞。这些今天看来“槽点”颇多的创作，反映出“狄法官”在西方世界的风靡。而让狄仁杰“出海”并名扬天下的功臣，便是荷兰人高罗佩。

　　“高罗佩其实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汉学家，他‘一身三任’，外交官是他的职业，汉学是他的终身事业，写小说是他的业余爱好，这三方面在他身上互相渗透、互相滋养、融为一体。”上海译文版《大唐狄公案》的责任编辑顾真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可以说，《大唐狄公案》系列在侦探小说历史上自成一派，高罗佩塑造的东方神探狄仁杰，也和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波洛探长和马普尔小姐等众位名侦探一样，成为不朽的文学形象。”
　　神探的诞生

　　高罗佩结识狄仁杰，源自一场仓皇的撤离。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荷兰驻日公使馆二等秘书高罗佩，经历了8个月的软禁生活后，于1942年7月乘坐“龙田丸”号驶离横滨。日方规定，每人只能携带一只皮箱。有限的行李中，他塞进了几本中文书，其中便有清末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即《狄公案》。

　　“二战”结束后，高罗佩再赴日本工作。他发现图书市场上充斥着西方三流惊悚小说的拙劣译本，于是动笔译出《狄公案》英文版，希望年轻作家恢复古典小说传统。书很畅销，写作的号召却无人响应，高罗佩决定亲自动手。1950年，他完成了“大唐狄公案”系列的第一本《迷宫案》，此后一发不可收，先后写成14个中长篇、两个中篇和8个短篇。

　　高罗佩为这位大唐贤相虚构了一段辉煌的历史：他有文人的风雅，也有武力傍身；他为政廉明、体恤苍生，也会因混沌黑暗的阴谋暴行而心灰意冷，徘徊在入世与出世的矛盾中。他会被假象蒙蔽而犯错，会因偏见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无案可查时烦躁得一脚踢在石头上伤了脚，案子来了又兴奋得喝下热茶烫了舌头；办案中邂逅美丽女子，他会心猿意马，怎料对方是杀人凶手，佳人跳崖自尽后，他怅然若失……高罗佩笔下的狄公，不是公案小说里高高在上、刻板寡欲的青天大老爷，而更像一个血肉丰满、迷人讨喜的凡人。

　　这位“东方的福尔摩斯”，由此风靡海外。正如学者赵毅衡所说：“西方大众了解的中国，往往是‘狄公的中国’，这是一个多姿多彩的中国，比起中世纪灰色的欧洲有趣得多。”

　　上世纪70年代末，赵毅衡在中国社科院图书馆翻到高罗佩的狄公案小说，读得爱不释手，撮合友人陈来元（时任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与同学胡明合作，用明清通俗小说的语言翻译这套书。陈胡本《大唐狄公案》于80年代陆续出版，行销40余年不衰，但其对原著的大幅删改也饱受争议。201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全新无删减译本”《大唐狄公案》，译者张凌旅居国外多年，作为资深“高粉”，对高罗佩的生平、学问和创作研究颇深。“虽然《大唐狄公案》是通俗小说，但要翻好，仅仅读懂字面意思远远不够，还需要对小说的创作背景，中国古代的制度、律法、礼俗以及古典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有所涉猎。”顾真介绍道。

　　在《大唐狄公案》里，高罗佩抖落出作为一个“杂学家”的十八般武艺。他从中国历代的公案小说、法医著作、文人笔记中遴选素材，取其精华；又剥离出其中“糟粕”——比如开场就“剧透”凶手的套路，光怪陆离的刑罚，鬼神托梦显形，动物甚至厨房器具口吐人言的灵异因素等，用现代侦探小说的手法结撰故事。他将关于中国刑罚制度、文物典章、世情风俗、器物服饰、宗教信仰的各种知识，穿插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就连书中插图也是亲手绘制。他希望西方读者重新发现，中国人虽然衣着朴素，却是魅力不凡：“他们不但忠于职守、擅长推理，而且目光敏锐、洞见人心。”
　　“他实在是个中国人”

　　高罗佩的东方之缘，从小就已结下。

　　1910年，他出生在荷兰小镇扎特芬，父亲是荷兰殖民军队的一位军医。5岁时，高罗佩随父母来到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在那里度过了快乐的小学时光。那是一段浸泡于多元文化与异国情调中的日子。踢足球，放风筝，用气枪打鸟或大蝙蝠，他投身男孩子们的冒险游戏，向往着凡尔纳小说《一个中国人的奇遇》里所描绘的中国生活。

　　在荷兰莱顿大学，高罗佩学习政治与法律，此后去乌德勒支大学深造，学习中文、日文、藏文、梵文，于1935年获得博士学位。这一年，他25岁，无意在学院流连，入荷兰外交界供职，任驻日公使馆二等秘书，带着那个伴随一生的中文名字——“高”代表姓氏“古里克（Gulik）”，“罗佩”是名字“罗伯特（Robert）”的音译，重返东方。

　　与大部分外交官不同，下班后，他会把与工作相关的一切事务放下。对他来说，公使馆很重要，但并不是自己的世界，他的理想，是中国古代士大夫诗酒风流、琴棋书画的生活。为此，他开启了全方位的文化改造，努力研习一切文人的必备技能，从书法到绘画，从弈棋到鼓琴。1936年秋天，高罗佩第一次来到北京。在这座所有汉学家梦寐以求的古老皇城里，他逛了琉璃厂淘旧书古董，吃了北京烤鸭，去了前门的茶馆，拜师于著名琴家叶诗梦门下。1940年，他完成《琴道》一书，将这门古老的东方艺术，带入了现代欧美世界。

　　《琴道》出版这一年，纳粹德国占领荷兰。一年后，太平洋战起，高罗佩离开日本。1943年3月，他被派任荷兰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前往陪都重庆，在心向往之的中国住了下来。

　　大战方酣，来自各地的文化精英云集西南山城。在这里，高罗佩结交各界名流，其中既有戏剧家田汉、诗人郭沫若、画家徐悲鸿，也有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布衣将军”冯玉祥。每天的茶话会中，他与各式各样的“中国通”们，就中国文化中任何想象得到的话题进行“没完没了的交谈”；空袭警报响起，就带着宣纸和丝绸躲进防空洞。他加入了“天风琴社”，与旧雨新知鼓琴不辍。多年后，外交官陈之迈回忆当年的一次文人雅集：“一个酷热的夏夜，我们在嘉陵江岸上的院子里晚宴，酒足饭饱之余，高罗佩开始弹奏古曲《高山流水》。这个看上去一点也不像中国人的人，却弹出了2000多年来流动在中国人心中的旋律。”

　　在重庆，高罗佩迈出了融入中国的关键一步——结束33年单身生活，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女婿”。妻子水世芳是江苏阜宁人，父亲水钧韶为清朝大臣、民国高官。80多年前，对出身传统家庭的名门闺秀来说，跨国婚姻是不寻常的大事。多年后，水世芳在采访中回应：“从我们认识直到他临终，他没有一天断过练字；他最爱吃元盅腊肠、喜欢四川菜。他实在是个中国人。”

　　1946年7月，高罗佩奉调回国。他用最“中国”的仪式完成了对这段岁月的告别——请来送别的朋友在纪念册上题诗作画。对他而言，重庆三年，是一生中最可回忆的一段日子。

　　古怪外交官，业余汉学家

　　此后的十几年，高罗佩过着漂泊无定的生活，忽而东京，忽而新德里，忽而海牙，忽而贝鲁特，忽而吉隆坡。客观而言，他是一个古怪而不正统的外交官，被多位上司吐槽“不务正业”，常常旷工去打台球，或坐在办公室地板上写书法。但一旦有要事，又总能提供正确、深刻的建议。他的朋友中，既有政界精英、文化领袖，也有古董店、小餐厅的老板，大使馆的司机。他生活在各种不同的圈子里，接收着它们带来的远比外交圈鸡尾酒会上更鲜活丰富的讯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