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2012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在中国人民手中，不可能成为了可能。

 

　　本刊记者 崔隽

 

　　改革开放已走过40多个年头，从开启新时期到跨入新世纪，从站上新起点到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发展奇迹。

 

　　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40年来取得的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人恩赐施舍的，而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用勤劳、智慧、勇气干出来的！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在中国人民手中，不可能成为了可能。我们为创造了人间奇迹的中国人民感到无比自豪、无比骄傲！”

 

　　当前，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所强调的：“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
 

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的窗口。图为1980年正在建设中的广东深圳蛇口地区。
 

　　越是这样的关键时刻，越要把历史当做最好的教科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们跟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脚步，回望党在紧要关头的一次次果敢决断，一次次披荆斩棘，一次次奋勇争先，从中汲取砥砺前行的智慧和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力量。

 

 

 

 

　　沿长安街一路向西，过复兴门、军博，在羊坊店西路和复兴路交会处西南方向有一院落，挂着不起眼的“羊坊店1号”门牌，这就是京西宾馆。1978年11月至12月，为期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为期5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里召开，历史就此转折。
 

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通过会议公报的现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当时，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而‘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导致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国家建设百业待兴。党内外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说。

 

　　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最先需要打破的是思想的禁锢。当时，“两个凡是”已成为拨乱反正的严重阻碍。1977年4月，邓小平给党中央写信，提出要用“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工作。陈云、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一批老同志也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抵制“两个凡是”。

 

　　一批干部和理论工作者也在逐渐挣脱思想束缚。1977年，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想写文章反驳“两个凡是”，他犹豫了一个月，最后决心“坐牢也要写”。那年夏天，胡福明居住的筒子楼环境嘈杂，但他越写越清醒。改稿子时，他感觉“自己在战斗，特别有干劲”。

 

　　经过《光明日报》、中央党校等单位同志及作者胡福明多次研究修改，1978年5月10日，这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在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首先刊发，次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随后转发。对于此文引发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胡福明说：“文中的观点并不是我的首创，每个高校的哲学教师都懂。只是由我在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把它写了出来。而文章发表之后产生的巨大影响，当时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邓小平对这场讨论给予了支持。5月30日，在同胡乔木等人谈准备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的内容时，他尖锐地指出：“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7月21日，他在同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谈话时说：“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这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实现历史性转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1978年11月10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开幕。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一讲话成为5天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和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从此，我国改革开放拉开了大幕。”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对这次会议做了回顾和评价。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改革开放的星星之火开始点燃。

 

　　1978年12月的一个冬夜，安徽小岗村一间破旧茅草屋内，严宏昌、严金昌、关友江、严立华等18位庄稼汉立誓为盟，签订“秘密协议”，按下鲜红手印。“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安徽之外，四川省委也支持农民搞包产到组。这些尝试得到中央的支持，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性进展。
 

1981年，参加“大包干”的部分小岗村村民在当年按红手印的茅草屋前合影。

 

　　1980年9月，中央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从1982年至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5年发布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对农业发展作出具体部署。

 

　　农村改革大潮势不可挡，逐渐向纵深推进，诸多以促进农业发展、支持农民增收、减轻农民负担为主要特征的农业政策陆续出台，比如：2000年开始实行农村税费改革；2004年，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要求稳定、完善和强化各项支农政策，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至今已连续18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2006年，在全国范围全面取消农业税……这些改革举措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农民收入大幅增长，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6年4月，在小岗村高标准农田示范点，习近平总书记向农技人员了解为保证合理施肥采取了哪些措施。

 

　　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他来到“当年农家”院落，了解当年18户村民按下红手印，签订大包干契约的情景。他感慨道：“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一个标志。”

 

　　在农村迈开改革步伐的同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了试点工作，对外开放也因经济特区的创办开始有了重大突破。从此，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逐步开辟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所指出的：“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

 

 

 

 

　　2012年12月7日至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后首次离京考察，来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考察的第一站就是深圳。

 

　　12月8日，在莲花山公园，习近平总书记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他指出，我们来瞻仰邓小平铜像，就是要表明我们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
 

2012年12月7日至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省考察工作。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种下一棵高山榕树。

 

　　1992年，邓小平在深圳仙湖植物园种下一棵高山榕树。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莲花山公园也种下一棵高山榕树。如今两棵树亭亭如盖，遥遥相望，见证特区40多年一路走来的故事和成就。

 

　　1979年4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广东省委负责人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在深圳、珠海和汕头设立出口加工区，引进外资，让广东“先走一步”。这个设想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对于如何命名实施特殊政策的地区，邓小平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和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决定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出口特区（后于1980年5月改称经济特区）。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宣布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省的厦门四市设置经济特区。至此，设立经济特区的决策和立法程序完成，标志着中国经济特区的正式诞生。

 

　　经济特区中，深圳的发展最为迅猛。当时深圳国贸大厦创造了三天盖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建设过程中，工人中间流行一句话：“奖金不封顶，大楼快封顶，奖金一封顶，大楼封不了顶。”制度创新极大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就这样，深圳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等理念和实践，对改革开放全局产生了巨大的带动作用。

 

　　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后，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走私贩私等违法行为也率先在这两省发生了。有人开始对改革开放画问号，有人把经济特区说成资本主义的“飞地”。

 

　　就在人们对特区建设议论纷纷之时，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的专列抵达深圳。“办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成功，我要来看看。”在深圳、珠海、厦门等地视察后，他写下了“珠海经济特区好”“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更好些”三段题词。

 

　　回京后，邓小平马上找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他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这年5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再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逐步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从1985年起，又相继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批准海南建省并成为经济特区。

 

　　对于经济特区姓“资”姓“社”的长期争论，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特区姓“社”不姓“资”。

 

　　至此，关于经济特区的种种疑虑已基本消除。

 

　　深圳等经济特区4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积累了诸多宝贵经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要有新作为和新举措，深圳经济特区也迎来新任务和新目标。2019年8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发布，赋予深圳新的时代使命。

 

　　2020年10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党中央对深圳改革开放、创新发展寄予厚望。去年8月，党中央出台了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全面部署了有关工作。深圳要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提高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能力和水平，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新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丰富‘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新时代党中央赋予深圳的历史使命。”

 

 

 

 

　　改革开放的成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密不可分。

 

　　改革开放之初，围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能否发展市场经济”这个问题，理论界进行了热烈讨论。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时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1992年初，邓小平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视察，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通称南方谈话。图为邓小平视察上海时观看浦东开发区模型。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党中央迅速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传达到全党，国务院也相继作出一系列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决定。全党以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为指导，进一步统一思想，为开好党的十四大作了充分准备。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明确提出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

 

　　2013年1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经过三十五年改革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发挥经济稳定器作用。有些事不用政府去做，市场机制会自动调节。有些事不用中央政府去做，地方政府会主动做工作。我们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简政放权，更好发挥市场作用，使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工得到更好体现。我们加大转变政府职能力度，把工作重点转向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保护生态环境、支持创新等，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

 

 

 

 

 

　　——2019年12月20日，澳门，习近平主席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

 

2017年7月1日上午，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左）陪同下，习近平主席来到港珠澳大桥香港段建设工地，听取建设情况介绍，仔细询问工程规划、施工进度和质量安全等情况。

 

　　习近平任职福建、浙江期间曾多次到访香港。到中央工作后，他负责中央港澳事务协调工作，对香港情况了解更加深入。2008年7月，习近平赴港检查北京奥运会、残奥会马术比赛筹办工作并在香港考察。

 

　　2017年，在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时隔9年再度踏上香港土地，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并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视察。

 

　　视察期间，他在不同场合强调：“有问题不可怕，关键是想办法解决问题。困难克服了，问题解决了，‘一国两制’实践就前进了。”“不断推进‘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国两制”最初是针对台湾问题提出来的，但首先被运用于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

 

　　1982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谈话中明确指出：“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否则，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同时他表示，收回香港后，香港仍将是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留。会面结束后，受挫的撒切尔夫人神情恍惚，在步下大会堂北门石阶时被一名记者的提问分神，摔了“著名”的一跤。

 

　　1984年6月，邓小平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人，发表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重要谈话。“我们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

 

　　1984年12月19日，经过22轮的漫长谈判，中英在北京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97年7月1日零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升起，中国政府正式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中英两国政府举行香港政权交接仪式。
 

　　“回归后，香港自身特色和优势得以保持，中西合璧的风采浪漫依然，活力之都的魅力更胜往昔。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保持不变，法律基本不变。香港同胞当家作主，自行管理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事务，香港居民享有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香港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疫情、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巩固了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继续被众多国际机构评选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和最具竞争力的地区之一。香港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对外交往日益活跃，国际影响进一步扩大。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也是香港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是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2017年7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说。

 

　　2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一国两制”的创立者、领导者，也是坚定的践行者、维护者。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以高票表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这是“一国两制”实践中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大事，充分体现中央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充分体现中央对香港整体利益和香港同胞根本福祉的坚决维护和最大关切。

 

　　在香港回归祖国的过程中，澳门的回归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1985年5月，葡萄牙共和国总统拉马略·埃亚内斯应邀访问中国，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双方认为解决澳门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

 

　　1986年6月30日，中葡两国政府就澳门问题开始谈判。1987年4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署。

 

　　1999年12月19日，中葡澳门政权交接仪式在澳门文化中心举行。20日凌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
 

1999年12月19日午夜至20日凌晨，中葡两国政府举行澳门政权交接仪式。
 

　　2019年12月20日，习近平主席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指出：“广大澳门同胞深刻认同‘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旗帜鲜明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尊重国家主体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正确处理涉及中央和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有关问题。特别行政区行政、立法、司法机关坚持把维护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坚守‘一国’原则底线，自觉维护中央权力和基本法权威。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才能推动‘一国两制’事业行得稳、走得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迫切需要党在深刻分析基本国情、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遵循什么样的基本路线的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作出明确回答。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明确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概括起来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党的基本路线关系到我们事业的全局和根本，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是制定其他一切具体工作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

 

　　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复杂的形势使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发生困惑。有人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有人对改革开放提出了姓“社”还是姓“资”的疑问，对党的基本路线产生了动摇。

 

　　能否在国内外各种压力面前，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前进，成为党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对此，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他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南方谈话科学地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许多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认识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宣言书。

 

　　回顾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取得辉煌成就，闯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党的基本路线一以贯之。

 

　　1998年12月18日，江泽民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说：“这条基本路线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总纲。二十年来，我们党所以能够领导和团结全国人民，经受住困难和风险的考验，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最根本的就是坚决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

 

　　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说：“30年来，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通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的深刻变化和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中牢牢站住了、站稳了，成为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他还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有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勇气，我们就能毫无畏惧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就能坚定不移开辟新天地、创造新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