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辅乱象，误我后代

本刊记者 李妤航

本刊驻美国特约记者　刘以爽

本刊驻德国特约记者　张海诚

它是中国图书市场中最火爆、利润最丰厚的一角，几乎每个家庭都会购买这类图书，每个出版社都参与了它的运作，每个书商都在这个庞大的市场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它就是教学辅导书。“要想富，出教辅”、“教辅教辅，乱得离谱”，这两句顺口溜在出版界流行已久。

随着中、高考的临近，教辅书又一次成为令学生和家长迷茫又无奈的话题。记者随意走进一家教辅书店，就看到“黄冈密卷”、“海淀精编”、“人教版”、“北大绿卡”……各种名目的教辅书籍让人眼花缭乱。

这些书到底质量如何？它们真的是出自名师之手吗？一套动辄上百元的辅导资料真是物有所值吗？通过这些书，孩子们到底能学到什么？

教辅书压弯了孩子们的腰

在北京一所初中读二年级的于妙洁，每天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是从肩头卸下沉重的书包，久久地躺在沙发上不吭一声。前几天，对此感到迷惑不解的妙洁妈妈称了一下书包的重量，竟然有5116克，超过了10斤。一般来说，一名电工的工具箱重约4斤，而一名士兵的步枪标准重量是7斤左右。妙洁妈妈将书包内所有的东西翻了出来：语数外理化5本课本、《初中语文专项阅读题型大突破》、《英语综合测试》等12本教辅材料、6本作业本、1个专装卷子的大夹子、1本字典，再加上铅笔盒、大水杯，塞满了一名中学生的书包。“带回家的还只是其中一部分，班里同学的教辅书多的有几十本。”于妙洁说。

这些教辅材料是如何进入于妙洁书包的呢？妙洁妈妈告诉记者：“比如数学讲到某一章节，老师会出一本辅导书中的题，上课也会讲评这些题，孩子下课就会问老师‘这本书从哪儿能买到’，然后孩子就会去买。等讲下一章，老师又会出另一本辅导资料中的题，孩子就再去买一本。所以，有时一门课有好几本辅导资料。开学时，老师还会通过短信告诉家长，要买的教辅书书名、出版社和在哪里能买到。”

“现在老师有时就直接在教辅书上布置作业，谁还能不买呢？”采访中，一名学生无奈地对记者说。

5月22日中午，记者来到北京王府井书店，教辅书摆了好几个专柜，种类繁多，有的教材对应的教辅书多达10余本。以高二语文为例，教辅书分为现代文阅读、文言文阅读、科技文阅读、错别字辨析……加起来总价超过400元，而教材的价格还不足50元。

记者采访了一位四年级的小学生：“是老师让你们买这些教辅书吗？”这位小学生提高嗓门说：“是我们自愿的！”孩子的家长则告诉记者，一个学期除了统一向学校交的140多元书本费，老师还建议购买120多元的教辅书。老师会给学生家长发一个书单，让他们在上面打钩，而且反复强调说这是自愿购买。

随后记者又来到北京甜水园图书批发市场，这里也有许多学生结伴来选购教辅书。诸如“学霸”、“考霸”、“五星教练”、“名师辅导”等标题的教辅书吸引了不少学生和家长。一本《通用模型解题》的广告这样吹嘘其效果：不管碰到什么难题，只要把模子往上一套就行。一位家长纳闷地问书店老板：“既然可以无师自通，那还要老师干什么？”

谬误流传，害人不浅

教辅，即“教学辅导”的简称，是教学辅导类图书资料的总称，是一种辅佐教材的参考性书籍，往往由知识讲解和练习题组成。青岛市三中一位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班主任告诉记者，教辅最初是家长、学生自愿选择的课外读物，但现在却变为不得不买的“准教材”。

“千万不要盲目相信教辅书”。这位教师说：“我班上的很多学生成绩很好，但我从不鼓励他们去买所谓的教辅书。因为很多教辅书粗制滥造，耽误学习。”

不少在一线从事教学工作的老师反映，目前教辅书选题严重同质化，大部分彼此抄袭，原创的精品少之又少。“有的打着新课标（课改以后的新课程标准）的旗号，换汤不换药，内容陈旧，对学习不但没有帮助，反而浪费学生的时间和精力。”

记者在走访中就发现有的教辅书错误百出到了可笑的程度。在一本语文辅导用书里面，“松弛”写成了“松驰”，“贻笑大方”写成了“怡笑大方”，李清照变成了唐代诗人。在一本英语辅导书中，people(人民)印成“pcople”，“南方人爱吃米饭”竟然被翻译成“People is the southrice(人民是南方大米)”。一本小学一年级教辅书中赫然写着：“我国的宇宙飞船已经成功地登上了月球”。

长沙一所学校的李绍宏老师气愤地说：“错误连篇的盗版教辅，真是误人子弟！影响了老师的正常教学，也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另外，盗版教辅往往字迹很模糊，时间长了会导致视力上的伤害。”

拼凑出的教辅书

“编一本教辅书的过程，是你想象不到的简单。”一位多年从事教辅书出版的业内人士向记者坦言时，口气中略带尴尬。

首先，书商会根据家长和学生的心理来确定内容。例如作文书，很多都冠以“速成”，实际从教育科学的角度讲，作文是不可能速成的，但是家长就认这个，就是卖得好。高考复习资料中，家长学生最青睐的是所谓“高考题库”，实际上高考命题有一套科学完整的管理办法和保密措施，那些“题库”只不过是销售的卖点。

书的内容确定后，下一步就是如何“攒书”了。青岛市一所重点中学的高级教师孔老师曾多次参与教辅书的编写，她向记者透露了其中奥妙。

据孔老师介绍，总编的名字通常都是一位教育界的知名人士，书商把这些有号召力的名人拉进来，基本上就有了销量保证。这些名人挂了名，但具体工作只会让自己的助手或学生去做。这还是比较靠谱的情况，起码专家确实参与了，还有些教辅书中的所谓专家竟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不久前有媒体曝光，在某高考复习资料中以专家身份出现的《现代教育报·高考周刊》总编张某某，就根本没有这个人，甚至连《高考周刊》都不存在。

一本书框架搭好后，会被分割成很多块，然后再分头承包下去。例如，一本10章30万字的书，他们通常会找5个熟悉的老师；接到活儿的老师如果自己忙不过来，就会再找其他老师，这样层层转包下去。有时候，一本教辅书可能由多达30个老师编写，有的老师连出版社和主编的名字都不知道。

这种方式编的教辅书，其质量完全由老师的责任心决定，但通常情况下注水和重复的比率是非常大的，孔老师说，她曾参与编写一本作文辅导书。“范文去哪里找？大家都从‘中考满分作文’里面抄，那些是公开的资料，谁都可以用。”

还有些书商赶着出版，有时候只有一周的“攒书”时间，这种情况下，书商会找大学生来做。一名中文系在校大学生告诉记者，在网上搜索、复制、粘贴，就拼凑成了考试指导书。

谁在切分教辅大蛋糕

拼凑速成、质量低劣、错误百出，这样的教辅书为何还能大行其道？就是因为教辅这块大蛋糕太诱人了。

教辅书在出版业内的暴利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图书出版业本来是一个勉强糊口的行业，却因为沾了各种教材和教辅书的光，连续多年进入“十大暴利行业榜”。北京大学法学院王锡锌教授认为，今天这种教辅乱象最重要的原因正是商业对利益的追逐。据统计，近几年全国教材和教辅的出版产值达500多亿元，而且利润空间较大，一般毛利率都在20%以上（如果是盗版书，利润就更高）。加之中小学教辅图书编写出版前期投入没有教材大，限价没那么严格，使各路人马铤而走险，努力抢占教辅市场的一席之地。

南京书城所属的鸿国集团副董事长缪炳文告诉记者，“中国有470多家出版社、4000多家民营出版机构，80%以上都会涉足中小学教辅书。教辅热成就了各大出版社的高利润。”

正规出版社尚且将教辅作为挣钱工具，非正规出版渠道就更甚了。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如今市面上超过2/3的教辅书出自非教育类出版社，这些书籍全部是由书商一手操办的。一般来说，教辅书的批发价在定价的30%左右，其余70%都是各个环节中的利润。”

正式启动的第一步是从出版社买书号。书号费视出版社大小而定，通常是3万—5万。获得书号后书商们就可以“大展拳脚”了。对书店，书商们多是免费供货，卖出一本，向书店收取书价4—5折的费用。走书店这条路只能创牌子，几乎无利可图。赚钱的秘诀在于打通教育“关节”。一位书商得意地对记者说：“我们有合作学校，有了这个就高枕无忧了。”一本定价20元的书，让老师对同学们说：“7.5折，便宜。”老师收学生15元，书商只要13元，“这也是公开的秘密了”，这位书商笑着说。实际上书的成本只有5.6元。

“如果一家一家跑学校推销教辅书，太麻烦。所以一般通过教育管理部门，‘吃下’一个县或市所有中小学学生的教辅书供应。一个县数以10万计的学生不但能够让书商发财，更能让教育管理部门发一笔，因此，很多地方的教育管理部门都把教辅书当作一块‘肥肉’。”

这种教育机构指定购买教辅书的机制本身就有问题。教育专家熊丙奇认为：“现在不少学校都建立了由老师、家长、学生组成的教辅选用评定委员会，由委员会决定选用哪种教辅，教辅本来就是可买可不买，怎么要拿到学校中去讨论呢？讨论的结果，不就是通过‘民主’程序，让家长统一购买政府部门专家委员会推荐的教辅吗？”以“监管教辅质量”为名，“审定”哪些教辅可进学校，创造教辅进入学校的通道，这超出了教育部门的职权范畴，无形中制造出教辅利益链。

王锡锌教授则说：“教育部门在指导学生用教辅材料的时候，没有考虑必要性，只是越多越好，因为书多挣钱就多。完全不考虑学生、家长的负担，只考虑自己的钱包怎么鼓，这是道德滑坡的表现。”

美德两国几乎没有教辅书

教辅热是只在中国盛行，还是风行全球？近日，环球人物杂志驻美、驻德记者分别走访了所在国的学校、教育机构和书店。

“教辅书？”一位美国小学生的母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先是一怔，这个词显然让她感到很陌生。美国学生连教科书都不能拿回家，更别说教辅书了。

记者了解到，美国没有全国统一教材。中小学的教材一般都是由专门公司编写，同样一门课程会有各种版本的教材，学校和教师可以根据情况进行选择。公立学校免费提供课本，学期结束后要还给学校。

走进美国的书店，各种读物琳琅满目，基本都是各种各样的阅读材料，按照年龄段划分，从幼儿到成人，整齐地摆在书架上，但没有与教材对应的辅导材料。美国学校布置的作业也没有“标准答案”，任你自由发挥。比如看完一篇保护珍惜动物的文章，会让学生讲讲觉得哪种动物应该得到保护，并就此给总统写封信，谈谈应该如何保护。

在美国学习教育学的李女士认为：“美国的基础教育根据个人情况因人施教。之所以这样自由开放，与‘高考指挥棒’直接相关。美国大学在录取学生时，除了看考试成绩以外，主要看学生平日各学科的成绩，看学生的品行、兴趣爱好、参加社区服务的情况，看重的是一个孩子的全面素质，并不是一次考试的成绩。”

德国学生的书包里，同样没有教辅书。在德国民众中有一个共识：德国能从二战后一个百废待兴的战败国变成如今的世界经济强国，靠的就是教育。所以无论是哪个党执政，都非常重视教育。

德国学生从小学到中学，不但免去学费，连书费也免掉。学生用的教材不用自己花钱，而是学校发的，但毕业后，教材要还给学校，以便给下一届学生再用。这样做既环保，又为家长、学校和政府节省了大量成本。记者曾经在德国汉堡某高中的教材上看到了5个人留下的名字，但书至今保持良好，上面没有明显的涂抹痕迹。

但在各个州政府负担的免费项目中，没有教辅书，所以德国学校里也几乎没有这类书。市场上虽然有教辅书卖，但购买者很少。此外，德国书的成本比较高，每本书都在30欧元以上（约300元人民币），对普通的德国家庭来说，也是一种负担。课下还想继续学习的学生，可以去图书馆借相关书籍。

“其实教辅书只是一种表现，我们更应该向德国人学的是教育理念——把学生培养成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社会人。德国教材编著者更看重‘传授什么知识’和‘怎样传授知识’。”在德国生活多年的朱先生对记者说，“德国学校里的实践课非常多。如英语课，大多组织学生利用假期去英国实践一个月；生物课经常在郊外的田野中上；物理、化学课除了去实验室外，还要到工厂和研究机构实习。这些经费，是由学生、学校、州政府和欧盟教育委员会共同分担的。”

如何治理教辅乱象

可以肯定地说，美德两国不提倡教辅书，是和他们不看重应试教育的理念密切相连的。反观我国，孩子们书包里沉沉的教辅书，又是被哪双手 “塞”进去的呢？一位老教师对记者说：“教辅热的根源有两点，一是利益催生，二是应试教育，只要教育机构、学生和家长有需求，教辅市场就清静不了。”

其实早在2001年6月7日，我国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法》的通知第三条就规定：禁止将一切形式的教辅材料编入《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强迫学校订购、中小学校不得组织学生购买、发行部门不得向学校征订或随教材搭售一切形式的教辅材料。此后的10年里，教育部几乎每一年都要联合其他部委下发一次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进校统一征订教辅的文件。

也许是因为教辅材料这块“肥肉”太诱人，国家的三令五申总是逃脱不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尴尬。

一家编写教材机构的虞姓负责人说：“不正当的教辅书利益链已经成为当前中小学教育的一大毒瘤，对于教辅书产业中的权钱交易，应由纪检部门介入。治教育腐败，不能靠文件。根治教辅书乱象，一方面在于严管利益链条的各个环节，‘拧干教辅书的水’；一方面还要抹去教辅书上的权力印迹。”

采访中，很多家长都表示对教辅书 “又爱又恨”。一位家长说：“一买就很多，根本看不过来，搞得孩子筋疲力尽，也没有信心了。但是买少了，孩子吃亏怎么办？”有类似想法的家长不在少数。

熊丙奇分析认为，应试教育逼得学生苦练应试本领，过于依赖于教辅书。有些老师教学不得法，只是通过教辅书将知识整理得越来越完整，最终受害者当然还是学生，他们不仅被繁多的教辅书所累，更被低劣的教辅书所害。

在中学任教的董老师也告诉记者，“在政府整治教辅书市场的同时，家长、老师和学生也应转变应试教育理念，让孩子们不再为题海所困，真正贯彻素质教育，让学习不再只是为了升学，那么教辅书市场自然会冷静下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在混乱无序中膨胀。”

一本本“速成”、“绝密”教辅书背后隐藏的是整个社会急功近利的心态。教辅书不仅加重了学生、家长的负担，也阻挡着整个民族青少年素质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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