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婴　不在父亲光环下行走

“如果我越出一点线去，就会有人批评‘鲁迅的儿子做错了事’。别人可以去打牌、去玩，我不能。”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刘畅 　　

实习记者　刘叶茹 　　

2011年4月7日5时36分，鲁迅独子周海婴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82岁。周海婴一直生活在父亲鲁迅的光环之下，许多人并不知道，这位“鲁迅之子”不仅是位无线电专家，还是原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 　　

周海婴生前曾在文章中写道：“别人说起我，永远都是‘鲁迅的儿子周海婴怎么样’。我要写字、写文章，不能说错话、做错事，如果我越出一点线去，就会有人批评‘鲁迅的儿子做错了事’。别人可以去打牌、去玩，可我不行。” 　　

“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这是鲁迅去世前，在其散文《死》中对儿子的嘱托。周海婴做到了。但他生前也感叹：“我是在一个‘人场’的环境下长大的，‘人场’你明白吗？就像磁场，我被这个‘人场’控制着。父亲一直在鞭策着我，也在给我压力。” 　　

斯人已去，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通过采访周海婴生前好友以及查阅资料，试图走进他的真实人生。 　　

对父亲的7年记忆 　　

我是意外降临于人世的。原因是母亲和父亲避孕失败。父亲和母亲商量要不要保留这个孩子，最后还是保留下来了。由于我母亲是高龄产妇，生产的时候很困难，拖了很长时间生不下来。医生问我父亲是保留大人还是要孩子，父亲的回答是留大人。这个回答的结果是大人孩子都留了下来。由于属于难产，医生是用大夹子产钳把我夹出来的，当时也许很疼，但是没有一个孩子会记得自己出生的经历。据说当时我的头被夹扁了。有人说难产的孩子脑子笨，不知道这对我后来的智力有没有影响？至少在我小的时候，背诵古文很困难，念了很多遍，还是一团浆糊，丢三忘四。而我父亲幼年时，别的孩子还在苦苦的背书，他已经出去玩了。 　　

周海婴的回忆录《我与鲁迅七十年》以这段文字开篇，这似乎预示，从1929年9月他出生起，就要经历苦难。周海婴幼年体弱多病，还得了哮喘，有一段时间不能接受正常的教育。此时，社会上关于“鲁迅的后代是弱智还是天才”议论纷纷，这让周海婴不得不在70多岁撰写文章时，还“丢人现眼，报一报这方面的流水账”，刊登出他从小学到中学的成绩单，以证明“具有普通智力”。 　

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黄乔生告诉记者，从鲁迅日记中可以看到，“那个时候，鲁迅虽然工作颇为繁忙，但为儿子的病很是操心，经常换各种法子给他治病，比如蒸汽吸入法，用药膏热敷，做芥末糊，等等。鲁迅日记里有几百处记载他给儿子治病的方法，非常细心。”“他还常带周海婴去看电影、看马戏，由于担心马戏团的狮虎表演吓到周海婴，鲁迅还特地在白天带他去没有猛兽表演的儿童场。” 　　

曾有许多人问周海婴，鲁迅是不是像三味书屋里的寿老师那样对他进行教育。比如，是否搞各种形式的单独授课；是否亲自检查督促作业，询问考试成绩；是否另请家庭教师，辅导写作、书法、乐器之类的。周海婴说：“总之，凡是当今父母能想得到的种种教子之方，都想在我这里得到验证。我的答复却每每使对方失望。”其实，鲁迅对海婴的教育完全按照他1919年写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思想来实行，尽量创造机会让海婴自由成长，希望他成为一个“敢说、敢笑、敢骂、敢打”的人。 　　

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乐融认为，其实，周海婴对于父亲的情感是细小、模糊、不露声色的，他还没有到能够完全记事的年龄，鲁迅便去世了。父亲在周海婴脑海的形象停留在1936年10月19日。“那时候周海婴才7岁，他也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学习鲁迅，和普通人一样，只是顶了一个鲁迅儿子的名号，他对鲁迅的认识也是逐渐加深的。” 　　

曾有“北钱南王”（“钱”指钱钟书）之称的学界泰斗王元化，生前在文章中写道：“海婴是个很有感情的人。鲁迅在世的时候，他还很小，鲁迅习惯于夜间工作，早上睡觉，因此，每天早上，母亲许广平都要叮嘱海婴轻手轻脚，海婴常常在临出门上学之前，悄悄溜到楼上鲁迅房间里，给鲁迅的烟嘴装上一支烟。在书中读到这样的细节，令我感动。”他还说：“我们一直把鲁迅当做一面旗帜，海婴的地位处境很容易让人对他产生误解。海婴不能像普通人一样，他是时刻活在别人的期望中。因为他是鲁迅的儿子，所以人们对他往往期望过高、过严、过苛，甚至有时还提出不应该有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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