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这代人不能小看

本刊记者　肖莹

本刊实习记者　王伟男

很少有作家会在刚刚年过半百之时便出书总结自己的创作历程，阎连科却这样做了。2011年4月，他的新作《我的现实 我的主义》出版。在书中，阎连科评述了数十位中外文学家的作品，并细述了自己笔下的故事与人物诞生的过程。他说，希望借这次机会，梳理长期横亘在脑海中的关于创作和现实的种种想法，“为以后的写作提个醒”。

当代更少有作家会写作写到“崩溃”， 阎连科却也这样做了。2011年5月，根据他的小说《丁庄梦》改编的电影《最爱》在各大影院上映。《丁庄梦》是我国首部描写艾滋病人的文学作品。在这本书的后记里，阎连科写道：“我用我的心力了，用我的生命写作了。”

“离开土地，我构建不起一个好的故事”

阎连科总说，自己是个无趣的人。5月20日下午，在北京大学东门附近的一间咖啡馆，他扳着手指，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描述自己每天的作息时间：6点起床， 8点端坐在书桌前，将头一天写成的章节读一遍、改一遍，然后提笔继续写。写作，成了他每天必做的事情。

环球人物杂志：您是怎样走上写作道路的？

阎连科：我出生在河南嵩县田湖镇的一个普通农家，两岁时碰上三年自然灾害，小时候总是拉着母亲的衣襟喊饿。上学后，也是一边读书，一边到山坡上放羊、到田里给猪割草。放学铃声一响，背着书包就往家里跑，一进家门，第一件事就是问：“吃啥呀？”

1975年，正读高中时，偶然看到张抗抗的小说《分水岭》，书中有一段文字介绍说，张抗抗通过写这部小说，被出版社从东北农场调到哈尔滨工作。那时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写小说能帮自己离开乡村，到城里去工作，不再像父辈们那样，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去劳动。4年后，我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天麻的故事》，再后来，写了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受活》、《风雅颂》，中篇小说《黄金洞》，中短篇小说《年月日》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开始的写作目的很“功利”，但写作确确实实改变了我的人生。

环球人物杂志：您当初开始写作是为了逃离土地；后来您又说土地是您的根据地；现实中，您主要生活在城市，这是不是有些矛盾？

阎连科：每个人都会有认识生活、认识世界、认识文学的窗口。所有来自乡村的作家，其最好的作品一定与乡村有关。我也一样。青少年时期在乡村生活的记忆，支撑了我的写作。离开土地，不管多么有趣的情节，不管花多长时间，我也构建不起一个好的故事。现在，我每年都会回老家，那里很多传统的东西都在改变……但无论如何，乡村生活最根本的文化核心，是一两百年都不会变的。而生活在城市，反而能拉开我与它的距离，让我将它看得更清楚，甚至能透过这个村庄，看到整个世界。

环球人物杂志：您如何理解文学和现实的关系？

阎连科：没有世俗生活，就没有小说的存在。《红楼梦》的影响那么大，但里面全是世俗的东西。所以，一个作家最重要的，就是保持与现实的联系。

我自己与现实保持联系的途径，就是回到老家，与大家围坐在饭桌旁，分享各自经历的事情。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了太多值得写却还没来得及动笔的故事。

环球人物杂志：您现在的写作状态如何？

阎连科：我最初是为了逃离土地而写作。目标实现后，写作对我而言，成了一种程式化的东西。我不停地写，却不知是为了什么，手上拿着书，也完全静不下心来看。有一段时间，因为过度疲劳，我得了腰椎病，只能在腰上绑个钢板做的宽大腰带，趴在床上写，结果又落下颈椎病，最后只好坐在定做的椅子上（座位半躺），在身体前固定一块斜板，稿纸夹在上面，像写毛笔字一样，悬肘写作。那段日子，我在写作中感受不到任何乐趣。

那时，我的写作不可避免地走了下坡路。我在外界的争论中生活，考虑太多的出版因素，而忽略了作品本身。

而现在，随着年龄的增大和身体状态的好转，我发现自己能静下心来看书，而且爱看书了。最重要的是，我的写作立场越来越清晰了。每个人最好的创作年龄短暂极了，就只有那么几年，所以，趁我还没有瘫在床上，还能思考，我应该全身心地投入写作，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致力于对这一片乡土的表达。这是我对自己后半生的唯一要求。

“为自己的写作找一个出口”

“这是一本写作宣言，一次生命剖析。”《我的现实 我的主义》的前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有人评价说：“书中，阎连科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文学主张和盘托出，不论你是否欣赏他的观点和作品，在当今这个作家喜欢打马虎眼的时代，这就更显得珍贵了。”

环球人物杂志：是什么触动了您，决定写下这部作品？

阎连科：中国几十年的文学创作，好的作品、好的作家，都会说他们是“现实主义”。但真正的、深层的现实主义，我认为在中国是走不通的。因此想进行一下理论上的梳理，为自己的写作找一个出口。这样，才能使自己至少在某一个阶段的写作，不至于停滞或重复。

环球人物杂志：您的书中提出了一个“神实主义”的概念？怎么理解？

阎连科：很长时间以来，我发现自己的很多作品都无法纳入现有的概念体系。现实的？荒诞的？魔幻的？后现代？似乎都不贴切。比如我的小说《风雅颂》，用荒诞的剧情描写了一个正统知识分子无法坚守“风雅”，一步步走向幻灭的故事。这看似离奇，却有真实性在里面。我意识到，我写作的可能性之一，就是要为那些看似荒诞、不可能发生的故事，寻找“真实”的依据，就是在写作中揭示那些看不见的存在和生活中不存在的真实，这就有了“神实主义”这个概念。它不是怪诞、不是寓言，它就是“神实主义”。

环球人物杂志：您在书中纵论了苏童、莫言、余华、卡夫卡、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等数十位中外文学家，这些人是如何选定的？

阎连科：因为这些作家的作品中都有真实和虚幻的双重性，有“神实主义”的某些因素。

环球人物杂志：“神实主义”是对现实主义的回避吗？

阎连科：不是，“神实主义”是用一种新的方式去表达现实。

“我们这代人太世故了”

在写作上寻找突破的阎连科，在事业上也有一个新突破。2011年5月，他和作家刘震云一起，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聘为教授。

环球人物杂志：您怎么看待自己的新身份？

阎连科：在我看来，到大学当老师，是高校包容性的体现，一方面为作家提供了与年轻人交流的平台，为学生提供了直接获取作家经验的途径；另一方面，也为作家提供了更为宽松的创作空间。

环球人物杂志：您会如何向学生描述中国当代的作家们？

阎连科：现在的文坛，分化得非常严重。比如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他们的个性都很鲜明，彼此都有自己的明确追求和风格。

环球人物杂志：这一代作家和您那一代有什么不同？

阎连科：可能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太多，变得太世故了，所以不会过多地介入社会生活。你会发现，一旦发生毒奶粉、黑砖窑等事情，但凡涉及公众利益，我们这代人很少会站在公共平台上发言。相比之下，韩寒他们这代人不能小觑。

此前一段时间，最优秀作家的最优秀作品，的确没能面对中国最直接的现实。但近来，中国作家越来越多地关注起中国的现实，比如莫言的《蛙》，是建立在计划生育制度基础上的一个故事；余华的《兄弟》，你可以不喜欢，但确确实实是他首次这么全面、下力气地试图把握今天的现实。中国作家已清醒地意识到，必须和现实建立紧密的联系，你的写作才能有另一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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